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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五柳村科学自然与社会文化之页

茅于轼:股市何以激烈动荡?

July 14, 2015

2015年07月14日 06:50 AM

股市何以激烈动荡?

首先我们要问,为什么需要股票市场?它对社会有什么用?对社会的贡献是什么?

准 确的回答是:它给百姓一个直接的渠道,把自己节余的钱投入到最有生产能力的企业,帮助优秀企业的发展,自己从中获得红利。这个功能和一切其他金融业的功能 相同,都是使得钱尽其用,把钱用好。金融业的任务就是“钱尽其用”,不是支持实体经济。坏的实体经济是不应该支持的。好的虚拟经济是应该支持的。股民买企 业的股票,是一种投资行为。投入一笔钱,以后每年有红利作为回报。这是投资行为的普遍规则。股民买哪家企业的股票,是要经过慎重选择的。选择的依据就是企 业所公布的经营报表。

为了帮助股民正确选择,证监会监督企业必须诚实地公布公司的财务报表和有关信息,不得造假欺骗股民。在这种情况下,股民不会拿股票买进卖出,他们要等企业分红。这时候股票市场是非常稳定的。

股 票市场上又出现了一批股民,他们不是来投资分红的,而是在股票价低的时候买进,等股票涨价后卖出,从股票升值中获利。这种行为称为投机。它完全不同于投 资。主要的区别是频繁地买进卖出。为什么股票市场允许投机者进入?因为有眼光的投机者能够发现企业未来的价值。比如他们发现某企业将来盈利会增加,分红会 扩大,他们事先在企业的股票还没有涨价时买进,促使该企业的股票涨价,带动社会对该企业的重新评价。这是一个企业价格发现的过程,显然对市场是十分重要 的。他们的这种功能要能够实现,必须有广大的投资股民,以及由他们投资行为中产生了股票的价格波动,从而发现未来股价的走向,并决定买进卖出。他们所依靠 的价格波动是由于投资股民所形成的。这种股价波动反映了企业未来的经营状况。

 

但是如果投机股民太多,股票市场价格的波动是由于投机者的买卖造成的。这个股市的价格就被投机者搞乱了。混乱的股市价格把股市变成了赌场,失去了发现企业价值的基本功能。

试 举一个类似的例子以帮助理解这个过程。在粮食市场上,秋天粮食刚刚收获,供给充沛,粮价较低;到了春天粮食已经吃掉一半,供应减少,价格上升。如果投机商 在秋天粮价低的时候买进,到春天粮价高的时候卖出,他们靠价差赚钱,因为把多余的物资(秋天的粮食)变成稀缺的物资(春天的粮食),是财富的创造,对社会 是有利的。但是如果投机商太多,大家都在秋天买进粮食,把秋天的粮价抬高得比春天的粮价还高。整个粮食市场被过多的投机搞乱了。市场就变成赌场了。现在我 国的股市正是由于投资的股民太少;投机的股民太多,股票市场被过多的投机者搞乱了,变成了赌场。

股市变成赌场,还未必使股市大起大落。股市 起落还有一个因素,即投机股民决定股票买卖的不是企业本身的好坏,而是股市的总体趋势。上市公司有好有坏,不会影响股民一起买进卖出。而股市的总体趋势只 有一个,所以投机股民买进时大家都买进,卖出时大家都卖出,即所谓的“政策市”,造成股市大起大落。

所以中国股市的激烈动荡和政府对股市的 干预政策有关,不能完全怪股民。影响股市起落的宏观指标,主要有利息率、货币供应量、流动性的释放(如银行准备金比例)。这些宏观调控手段都会整体上影响 股市走向。但是它们的的主要调控对象不是股市,而是经济增长率。政府切不可拿这些手段去调控股市;股民们依据这些指标一起买进卖出,肯定是被误导了。

这 种现象的产生还和股民的结构有关。发达国家的股市主要的参与者是机构投资者,他们雇佣一批投资专家,专门研究上市公司的业绩,有针对性地买卖股票。中国的 股市主要由散户构成,他们没有力量去研究上市公司,缺乏独立决策的能力,只能“跟风”,要买进时一起买进,卖出时一起卖出,造成股市的动荡。要改变这一情 况,恐怕需要较长的时间,直到股民们懂得靠专家比靠自己更好,把自己的钱买基金,委托专家去投资。

股市大起大落,大多数是泡沫,不是真正的 财富。这里牵涉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股票市场能不能创造财富?还是把别人创造的据为己有?或者是一些股民赚的钱是其他股民赔的钱,赚赔之和等于零,什么也 没创造?讨论这问题就要回到本文一开始提的问题:股票市场对社会的贡献是什么。上文分析了投资股民的贡献,表现为他们的投资收益所得的股票分红。这就是他 们投资所创造的财富。投机股民的贡献是发现正确的价格,这部分的财富创造是买卖股票所得的代数和。这两种财富创造都是在某一段时间内实现的,比如某月某日 到次年的同月同日。证监会应该对这两种数据逐月公布。这是股票市场对宏观经济真正的贡献。

归纳以上所说,股票市场要能创造财富,最终创造的财富只能来自上市公司的业绩。如果上市公司都在赔钱,股票市场是不可能有自己的财富创造的。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责编霍默静 mojing.huo@ftchinese.com

陶岗仁:香港人为什么最迷信

July 7, 2015
大象公会
2015-07-06

为什么娱乐圈盛产迷信爱好者?科学真的可以破除迷信吗?象征现代文明的香港为什么会成为风水之都?

 

文 | 陶岗仁

 

中国什么地方的人最迷信?不少人第一反应肯定是香港。只要看过香港电影,对庙街的算命先生、手执罗盘的风水师和画符捉鬼的僵尸道长——这些港片中频繁出现的经典形象你一定不会陌生。

 

香 港的算命先生和风水师无处不在,从电台电视台到报纸杂志,“神机测字”、“易经占卜”之类的专栏都是雷打不动的黄金板块,顶级算命先生的命理预测年年都是 畅销书。他们的身份形象也足以让大陆同行嫉妒——名头一般不会是可疑的“大师”、“神仙”,而是“堪舆学家”、“命理顾问”,穿着打扮也不像大陆“高人” 一样刻意返古,而是清一色的名牌西装——看上去都是投行精英。

 

▍身着西装、手持罗盘的香港风水师

 

算 命先生的精英化,背后是香港各行各业普遍的求神问卜——商铺中贴灵符、请财神,警察、黑社会同拜关公,连企业办公室的物品摆放都要讲究风水。迷信之盛,甚 至可以成为向全民发放的福利——与大陆每逢学雷锋纪念日组织免费理发、看病不同,香港公共团体往往会在节假日选择为市民义务算命。

 

更 直观的是建筑。高楼林立的中环其实也是高人斗法的战场。以最显眼的汇丰、中银和长江大厦为例,占据“龙脉”入海口的汇丰大厦原本号称“风水第一”,但旁边 新建的中银大厦外形犹如三棱尖刀,反射的阳光斩断了它的“运势”,为抵御“煞气”,汇丰只好在楼顶安装了两座像加农炮一样的外墙维护吊机。

 

▍汇丰大厦楼顶的“大炮”

 

李嘉诚的长江大厦不幸位于二者之间,为躲开尖刀大炮的两面夹击,它的四面设计成了盾牌的形状,高度定为283米,正好避过中银和汇丰最高点的联线。为保万无一失,李嘉诚还把长江大厦的玻璃墙全换成了防弹玻璃。

 

为财运不惜工本的并不只是商厦,浅水湾依山面海而建的公寓楼,中间会刻意掏空一部分,按风水师的说法,这里是山上的龙去海里喝水的必经之地,必须留出洞来给龙让道。

 

▍为“龙喝水”让路的中空高楼

 

商人迷信或许还能理解,但在香港,连最不可能迷信的人也抵御不了诱惑。2007年4月,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院长杨日昌被迫辞职,主要原因就是在研究院迁址时用公款看了风水。

 

香港人为什么这么迷信?

 

通 常说来,迷信指的是对超自然力量的盲从和崇拜,相信其能左右人的命运。这似乎在暗示,社会文明程度越高,必然越不相信超自然力量,也就越不容易迷信。但以 文明程度论,香港不可能成为迷信之都——英国Pearson集团2014年公布的教育系统排名中,香港名列全球第4,不但远超中国大陆,甚至比一向以教育 水平著称的芬兰还要高。

 

是什么让香港人如此迷信?

 

什么样的人最容易迷信

哪些人更容易迷信?

 

最 突出的应该是运动员,各类运动的顶尖明星几乎都有自己的怪癖——乔丹每次比赛都要在球裤里套一件北卡罗莱纳队的短裤,虽然这件裤子比球裤要长;C罗比赛前 总会先穿右脚的袜子,并坚持用右脚先迈入球场;费德勒在重大比赛中必须穿红T恤、戴黑头箍,坚信这样能带来好运;甚至围棋这样的纯脑力竞技也不能免俗,马 晓春遇到宿敌李昌镐一定要喝人参鸡汤,因为“参鸡”与“胜机”谐音。

 

▍红衣黑发带的费德勒

 

除 了五花八门的禁忌,神明崇拜在运动员中也很普遍,最典型的是羽毛球名将林丹,雅典奥运会开战前,他曾在毛泽东铜像前开了句“主席热不热啊”的玩笑,不巧当 年第一轮即被淘汰,4年后的北京奥运会,他在国家队集体赴韶山拜祭毛泽东时第一个跑上山顶,并在赛场上佩戴毛主席像章,结果顺利获得冠军。

 

娱 乐圈更是迷信的重灾区,类似明星养小鬼、找大师的八卦很多都街知巷闻。不过,体育娱乐明星还是无法与飞行员、海员相比,后者的迷信常常会造成尴尬,例如俄 罗斯飞行员登机前有在机轮边上撒尿的习惯,即便众目睽睽也照尿不误;台湾海军官兵一般吃不到整条的鱼,因为吃鱼时把鱼翻过来就意味着翻船。

 

总 结以上各类人的共同点,我们会发现,他们的职业都具有高度的风险或不确定性。体育届、娱乐圈往往赢家通吃,从业者除了自身实力外,能否成功常常靠的是运 气,尤其是娱乐圈,一个明星红和不红有时很难找到合理解释;而飞行员、海员常常面临生死考验,技术再好,也无法保证一定能平安归来。

 

▍台湾也曾有过水利官员带头祈求众神天降甘霖,恩泽万民的新闻爆出。来源:腾讯新闻《今日话题》:港台官员怎样搞风水迷信

 

与之相比,风险低、稳定程度高的职业就不会出现普遍的迷信现象,律师不会在出庭前去庙里求签,医生虽然喜欢在办公室挂几面“华佗再世”的锦旗,却不会供奉华佗、扁鹊的神像。

 

迷信程度与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特罗布里恩德岛生活时做过专门研究。他在《西太平洋上的领航者》一书中写到,当在礁湖区相对平静的海面作业时,岛民用的都是普通的捕鱼技巧,只有进入更危险的外海时,他们才会使用复杂的巫术和迷信仪式。

 

对 比不同类型民族,我们也会发现,自然环境凶险复杂的海洋民族、游牧民族远比农耕民族要迷信得多。例如中国唯一的海洋民族——京族,日常生活中就处处都是禁 忌——在京族渔家做客,不能说饭烧焦了,因为“焦”与“礁”同音,暗示触礁;移动器物时要拿起来,不可拖着移动,否则会有“搁浅”之嫌;在船上把油叫做 “滑水”,因为“油”与“游”谐音,只有船翻了才需要游泳。

 

▍日本静冈县祈求出海安全和渔业丰收的“大濑祭”

 

农 业社会的迷信程度同样与风险大小正相关。农民祈求风调雨顺,因此司雨的龙王一度是中国各地普遍的崇拜对象,但德国学者博安德查阅地方志发现,各地对龙王的 热情明显有别。更喜欢龙王的多是水源基本靠降雨、雨量不充沛、不稳定的地区,例如在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几乎所有的乡村都曾建过龙王庙,而在水源充足的江 南地区,龙王庙的数量就要少得多。

 

谁是迷信的敌人

迷 信的敌人是什么?我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科学。的确,传统社会的迷信主要集中于生产、生育和健康领域,随着科技进步,未知或不可控因素被大幅降低——有了天 气预报和人工降雨,求雨成为历史;不孕不育医院断了送子观音的香火;寓意人丁兴旺的各类千奇百怪的闹洞房,现在已成为千夫所指的陋俗……

 

唯一幸运的可能是中医,现代医学未能解决的问题为其留下了足够的生存空间,虽然原有的巫术成分已基本退化,但“阴阳调和”、“以形补形”等教条仍然有很大市场。

 

科学似乎是迷信唯一的敌人。但科技进步有时也会带来新的不确定因素——飞机的发明是现代科学的重要成果,而飞行员恰恰是最迷信的人群之一。

 

宗 教也是迷信的敌人,有时它甚至是比科学更厉害。尤其是严格的一神教,它强调对唯一神的绝对信仰和服从,对教徒的生活作息、言行举止有着极为详细的规训,扼 杀了迷信滋生的土壤。例如中国农村的基督教徒因为要遵守“不敬天、不上坟、不跪死者”的训诫,在重大节日和丧葬仪式时就显得格格不入。

 

更典型的是禁止偶像崇拜的伊斯兰教,它在诞生之初就迅速把阿拉伯半岛上的各种多神教扫除殆尽。在中国,穆斯林可能是最不迷信的人群,他们对求签问卜、看风水以及佩戴护身符都绝对拒斥,各类伊斯兰教网站上,经常会出现“反对迷信是每个穆斯林应尽的义务”之类的口号。

 

▍某伊斯兰网站上呼吁反对迷信的帖子

 

一神教之所以杀伤力更强,正是因为教徒面临的所有不确定因素都可以用唯一神的意志来解释,这是科学家们永远无法做到的。

 

组 织制度创新对破除迷信也有很有用。以中世纪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比萨等城邦为例,作为当时最重要的商业中心,这些城邦主要依靠远洋贸易,从风险程度 看,它们完全应该发展成最迷信的国度。但早在12世纪,比萨海商法中就已出现航行过程中货物损失由船主、货主一起承担的“共同海损”观念,14世纪这些地 区又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海上保险,商人不用担忧货船失事后血本无归。

 

现 代商业对破除迷信的贡献不止于此。回顾西方企业制度发展史,从手工场、作坊到公司制,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出现了股份制和所有权、经营权的分离,每个人承担 的风险越来越小,欧美商人很少迷信。相反,权力高度集中——风险也更集中的企业往往迷信之风盛行——定时出现在中国各大寺院拜佛求签的商人,大多都是统领 家族企业的土财主。

 

保 险和法律只是表面,意大利城邦商人能安心做生意的根本原因,是国家力量对海上贸易的主导和掌控,有国家托底,任何失败都可以重头再来。这也是现在的西北欧 国家相对不太迷信的原因——完善的福利国家制度大大抑制了个人暴富和赤贫的可能,降低了个人生活的不确定性,在这些国家,不但迷信失去市场,甚至连根基深 厚的宗教信仰都在逐渐淡化。根据盖洛普公司2007-2008年的民意调查,西北欧国家的宗教信仰淡漠度在欧洲全部名列前茅。

 

▍2007-2008年欧洲宗教信仰淡漠度民意调查

 

在 消灭迷信上,有一种国家力量比福利制度更有效率,那就是列宁主义。这方面最自豪的应该是中国人,早在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时就出现了砸菩萨、夺庙产的 反迷信活动,到了中央苏区,发展为“勒令和尚、道士、尼姑以及看相算命等人改换职业”,之后经过延安改造“二流子”运动(主要对象就是巫婆、神汉)和文革 中彻底的破“四旧”,中国人成为世界上最不迷信的人群。

 

列宁主义之所以比福利国家更有效率,原因其实很简单,福利国家通过为个人风险买单使国民对迷信失去兴趣,而列宁主义则从根本上消灭了迷信需求——在全民被纳入计划体制的社会,个人命运完全系于单位领导之手,不确定性几乎被降低为零。

 

不 过,这种非正常状态一旦松动,迷信就会立即抬头。1990年代初中国掀起全民“气功热”,气功迷达到6000余万人,北京大学还开办了官方认证的风水班, 吸引了大批官员和商人,就连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学者也转而为迷信背书——大跃进中论证亩产万斤科学性的钱学森,当时又成了狂热的特异功能爱好者。

 

▍1993年北京市某气功培训班,学员们头顶“信息锅”接受宇宙大气场

 

必然是迷信之都

香港几乎是世界上最适合迷信滋长的城市。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传统文化影响。香港前身是广东沿海的渔村,原住民均以捕鱼为生,恰恰是传统社会中风险最高的职业。1841年被英国接管之后,它凭借便利的地理位置发展为转口贸易航运中心,商人又成为社会主要阶层,渔业、商业本身的职业特色为迷信培植了深厚土壤。

 

20 世纪下半叶,香港逐渐演变为全球最重要的商业城市之一,成为世界第11大贸易实体和第15大银行中心。但它的经济结构主体始终是金融服务业,缺少足够的实 体经济支撑,经济极不稳定。近半个世纪来,香港的GDP一直在大幅波动,一旦世界范围内发生经济动荡,更显得异常脆弱。

 

▍1955-2005香港年均GDP增长

 

与 脆弱的经济结构对应的,是高度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把香港视为自由经济的典范,《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 经济自由度指数中,香港已连续20年排名全球第一。而经济越自由就越适合创业,据瑞士银行的报告,2014年香港拥有3000万美元以上净资产的共有 3335人,相比它的城市规模,这个数字足够惊人。

 

但自由放任同时也意味着个人财富的高度不确定性,联合国人居署发表的《2008/2009年度世界城市状况》中,香港是全亚洲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城市,基尼系数高达0.53,超过了以贫富差距闻名的拉丁美洲。

 

▍1960-2001年部分发达经济体社会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1996-2011年香港基尼系数

 

除了经济上的不确定性,政治上始终缺乏安全感,也导致香港人的神经更加脆弱。

 

1949 年后,香港成为两岸角力的前沿,往往引发社会震荡。1956年10月,市政卫生局职员撕去青天白日旗时与居民发生冲突,继而引发骚乱,至少造成60人死 亡,300人受伤。而在10年后的“六七暴动”中,香港左派在多处策动暴乱,导致包括802人受伤,51人死亡。暴力阴影之下,香港人大量移民,直到文革 结束才渐渐平息。

 

此后,香港人对政治风向的变化极为敏感,尤其回归前夕,出现了最大规模的移民潮,从1984年中英发表《联合声明》到1997年成立特别行政区,香港移民人数达数十万人,人才资金大量外流。

 

暴富神话和破产悲剧不断上演的同时,香港自身的前途也始终未知,无论是李嘉诚这样的商界巨贾还是升斗小民,每个人的命运都无法掌控,迷信自然会盛行。

 

独特的行业构成也为迷信提供了土壤——没有第二个城市像香港一样聚集了如此多的高风险行业。除了金融,它还有高度发达的博彩业,7百万人口的城市,热衷赌马的人数竟超过百万。此外,作为华人世界明星密度最高的城市,娱乐圈的迷信氛围也会对大众产生深刻影响。

 

▍某“香港十大风水师”排行,其中多数风水师都与娱乐明星过从甚密

 

如果你热爱八卦,对香港明星养小鬼、下降头的种种传闻肯定不会陌生,这种恐怖阴暗的古老迷信只有娱乐圈才会出现——赢家通吃的生态导致明星们不会满足于祈求神明佑护,诅咒竞争对手才能真正感到安全,所以泰国是他们最爱去的国家。

 

不过,近几年北京可能会成为他们的新宠,和降头、小鬼比起来,朝阳区群众显然要好用得多。

引用地址 http://card.weibo.com/article/h5/s#cid=1001603861707486270472&vid=1633966441&extparam=&from=1037299010&wm=3333_6001&ip=111.202.68.20

专家:中国南水北调工程仍存争议

July 7, 2015
 
耗资巨大的南水北调工程一直争议不断,媒体称其经济成本远超预算。(VOA视频截图)
 
 

近日,在北京环保组织“绿家园”举办的一个讨论会上,有专家指出,中国政府花巨资修南水北调工程,每年给北京送10亿立方米的水,经济成本“不如拿钱给老百姓买矿泉水”。

中国水利部门近日表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自2014正式通水以来,累计调水超过5亿立方米。虽然这个工程被官媒誉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但民间环保人士和专家对南水北调工程争议不断。环保界人士质疑它对水源区下游生态的影响,外媒则聚焦南水北调工程预计总耗资5000亿,其经济成本远远超过预期。

抽干汉江

《民主与法制》杂志编辑李蒙在北京环保组织绿家园的研讨会上说,从汉江调水到北京,给当地生态造成毁灭性的影响。

李蒙说:“全世界很少有超过15%的调水工程,你要超过15%,对原来河流的生态破坏都是灾难性的。但是现在汉江你给他调走40%的水,就像一个人的血液一样,给你抽走40%你还能活吗?所以这是非常大的问题。”

英国BBC报道指出,在南水北调工程东线和中线即将竣工时,人们发现这个花费了数千亿人民币的南水北调工程缺乏最基础的数据。人们竟然不知道作为水源的汉江到底有多少水可调,不知道北京缺水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不知道水源地污染的确切程度,更不知道水污染何时才能得到治理。BBC评价南水北调的这篇署名文章题目为“南水北调:一江污水向北流”。

南水北耗

美国《经济学人》杂志曾刊发文章称南水北调工程“所能取得的效果十分有限”。如果继续鼓励高耗水型经济发展,南水北调最终可能会加剧中国北方的水资源短缺。

中国官方的南水北调网站也警告不要让南水北调变成“南水北耗”。

英国BBC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说,北京是世界上用水最浪費的城市之一。德国人均每天生活用水量不到130升,而北京是人均每天300升,是德国的2.5倍以上。

北京的用水在于奢侈用水和浪费用水。北京的高尔夫球场用水、私人游泳池用水、水景房、水景景观、人工滑雪场等用水将消耗南水北调入京水量的一半。

北京特权

李蒙也认为,南水北调工程存在“北京特权”思维,北京地区一边称缺水,一边仍然在发展耗水型经济。“北京不能节约用水吗?为什么要修那么多洗浴中心、滑雪场、高尔夫球场都是耗水型经济,这些浪费多少水?一方面说缺水,一方面在浪费水,就是这个情况。”

中国目前正在加紧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但中国目前的几大基础设施项目仍然饱受争议,除了三峡工程之外,南水北调工程也被环保专家认为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并且对水源区生态系统带来伤害。不过《人民网》最近的一篇文章回应南水北调争议称,“不能只算经济账”。

周舵:英国《大宪章》的启示

June 19, 2015

@舵爷第一:两篇合一。启示之二在之一后面。英国《大宪章》的启示(之一) 今年6月15日是英国《大宪章》签署800周年,英国正在准备举国隆重纪念,而我们中国人却对这份伟大的历史文献以及其它法治宪政文献知之甚少;在中...(使用@金果长微博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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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强:谁的锅?谁的饭?

June 14, 2015
2015-06-14 阅读 30万+
      皇 权的时代,普天之下只有一口锅。官是皇帝封任的官,兵是皇帝招养的兵。无论是官、兵都只为守护皇权利益而奋斗。税也是皇家收入的一部分。虽然皇帝从管理上 会将这些财富分为皇权治理和皇权消费的不同部分。但都是皇帝拥有财富分配的最终权力。那些贪官用的仍是皇家的权,贪的也是皇家的财。
       那时民间拦轿子喊冤的大多反映的是借皇权抢劫民财,而非借皇权贪污皇财。民众关心的是上了皇家税,求个皇权保护。并不关心皇帝的收入高低。也不了解和关注贪官,贪了多少皇帝的钱。也因此才有了"吃着皇家的饭,砸了皇家的锅"一说。
        非 皇权专制的国家,无论是什么"制度"?无论是多少党制?都不再是只有皇家的一口锅了。更没有敢以政党的名义代行国家征税权力的。税都变成了以国家的名义征 收了。(当然许多国家会依法给名义上的皇帝,君主,分一部分税,让他们有个自己的小锅。但却不是由皇家决定能否随意伸手贪大锅里的财富)
         重要的是任命治理国家的官员的权力不再是皇权决定了。向民众征税的方法与数量不再是皇权决定了。这个锅不再是皇帝的锅,锅里的饭也不再是皇帝提供的饭了。这个国家的民众,不再是皇帝的子民。而是独立拥有个人自主权利的国民了。
         一 个国家的财政体糸是靠以国家名义向内外纳税人征收的税款为主,其它依法征收或收取的费用为辅等组成的。这个国民共同建设的大锅,不再是为某一利益团体或组 织、或个人服务而是为了纳税人自己建立的。也决不是某一利益团体或组织打造的锅!不信你以这个利益团体或组织的名义征收税款试试?看看是愿意纳税的人多还 是要打断你的狗腿的人多!
        历史上因为抗捐、抗税、抗苛政而暴发的战争数都数不过来。正在于当这个锅一旦不是为纳税人服务,饭都被不为纳税人服务的人所食,纳税人反而不能因有锅的保护而受益时,人们就只有用战争保卫自己的权利了。
        纳 税人主要吃的是自己劳动所得赚来的饭!所纳的税建设了一口希望能保护纳税人权利得到保障,并能用税收帮助那些吃不上饭的穷人。但如果纳税人的权利不能因此 受到保护,反而受到伤害!那么纳税人当然有权砸烂这口旧锅,筑造一口新锅了!纳税人需要的不是别人想要的那口锅,而是需要一口更能反映纳税人利益和愿望的 锅!
        天下无论有多少种主义,都不能改变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只有符合更多纳税人利益的制度才能长久。任何一种把纳税人利益踩在脚下,试图把团体或组织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思想都是极其危险的专制皇权的复旧。一个不能代表广大纳税人利益的团体或组织也一定是短命的。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取得建立新中国的成功,正在于他们那时代表了更多应纳税人的利益。正在于更多的纳税人对用税收建立的那口旧锅不满意。他们支持建立一口属于和能保护纳税人利益的新锅。
         今天这种历史的潮流并没有改变。如果连端着纳税人的锅,吃着纳税人的饭这样一种基本常识都缺少正确认识,那么改革就应从改变掌握各级权力的官员的基本认识开始。

诺贝尔奖得主数学家约翰-纳什因车祸去世

June 14, 2015

讣告

诺贝尔奖得主数学家约翰·纳什车祸去世

1960年,纳什和妻子艾丽西亚在巴黎。当时,纳什精神方面的症状已开始显现。两人在1963年离婚,但艾丽西亚一直在身边支持纳什,他们后来复婚。
1960年,纳什和妻子艾丽西亚在巴黎。当时,纳什精神方面的症状已开始显现。两人在1963年离婚,但艾丽西亚一直在身边支持纳什,他们后来复婚。

数学家小约翰·F·纳什(John F. Nash Jr.)和妻子周六在新泽西州因车祸离世。纳什的工作极大地拓展了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影响范围和力量,他也凭此与人共同荣获1994年的诺贝尔奖。此外,他 罹患严重精神疾病数十年但最终康复的故事,成就了一本名为《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的书和2001年的一部同名电影。纳什享年86岁。

新泽西州警察局(New Jersey State Police)警佐格雷戈里·威廉斯(Gregory Williams)表示,下午4点30分左右,纳什和82岁的妻子艾丽西亚(Alicia)乘坐的出租车行驶在新泽西州收费高速公路位于门罗镇的路段期 间,在试图超车时失控撞到了护栏和另一辆车。

被抛出车外的夫妇二人被当场宣布死亡。新泽西州警察局表示,事故发生时,两人可能没系安全带。出租车司机和另一辆车的司机受了伤,但无生命危险并已经接受治疗。目前尚未提起刑事指控。

1950年,小约翰·F·纳什在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典礼上接受博士学位。
 

纳什夫妇当时是在从挪威归来的路上。纳什刚刚同来自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的数学家路易斯·尼伦伯格(Louis Nirenberg)一起,获得了挪威科学与文学院(The Norwegian Academy of Science and Letters)颁发的阿贝尔奖(Abel Prize)。

纳什被广泛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他以独创性的思维,以及敢于解决其他人不敢触碰的难题而著称。纳什申请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博士项目时,一封推荐信里只写了一句话,“此人是天才。”

“约翰的卓越成就鼓舞了几代数学家、经济学家和科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克里斯托弗·L·伊斯格鲁布(Christopher L. Eisgruber)周日表示。“他与艾丽西亚的故事感动了数百万读者和观众,他们惊叹于夫妇二人面对艰巨挑战的勇气。”

电影《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中纳什的扮演者罗素·克劳(Russell Crowe)在Twitter上写道,纳什的死讯让他感到“震惊”。“了不起的伴侣,”他写道。“美丽的头脑,美丽的心灵。”

纳什在1950年提出的非合作博弈论——被称为纳什均衡——提供了一个概念简单但却极其强大的数学工具,可以用来分析各种竞争态势,从企业竞争到立法决策。纳什的方法现在普遍用于经济学及社会科学,也经常用于其他领域,比如演化生物学。

于2014年去世的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荣休教授哈罗德·W·库恩(Harold W Kuhn)是纳什的老朋友和同事。他曾经表示,“坦白讲,我认为20世纪经济学领域的伟大理念不是很多,但他的均衡理论或许可以进入前十。”芝加哥大学 (University of Chicago)经济学家罗杰·迈尔森(Roger Myerson)对纳什的推崇则更进一步。他认为纳什均衡理论对经济学的影响,可以与“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对生命科学的影响”相提并论。

纳什对纯数学的研究也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在许多数学家看来,这些贡献比他赢得诺贝尔奖的博弈论研究还要重要。这其中包括,纳什解决了19世纪数学家G·F·B·黎曼(G F B Riemann)的研究中衍生出的一个棘手的微分几何问题。

纳什的同事们表示,考虑到他把成果浓缩在短短几篇论文里,而且发表的时候还不到30岁,这些成就显得愈加不凡。

罗素·克劳在电影《美丽心灵》中扮演纳什。这部电影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
Eli Reed/Universal Studios

“简·奥斯汀(Jane Austen)就写过六部小说,”哈佛大学数学教授巴里·马祖尔(Barry Mazur)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大一的时候,纳什在那里任教。“我认为纳什对纯数学的贡献达到了同样的水平。他只写了很少的几篇论文,涉及了不同的话 题,但论文产生的影响力都非常巨大。”

然而,更多人熟悉的可能还是纳什的人生经历。这个故事里包含着令人目炫的成就、毁灭性的失常,以及近乎奇迹般的救赎。西尔维娅·娜 萨(Sylvia Nasar)据此撰写了一本传记,随后又出现了一部获得奥斯卡奖的电影。二者讲述了纳什辉煌的崛起、因为精神分裂症而失去的岁月,理性的恢复,以及赢得诺 贝尔奖的历程。克劳和詹妮弗·康奈利(Jennifer Connelly)在影片中分别饰演了约翰和艾丽西亚·纳什。这个故事让人们的心灵受到震撼,成为了精神疾病的破坏性力量和往往伴随患者左右的污名的象 征。

纳什全名约翰·福布斯·纳什,于1928年6月13日生于西弗吉尼亚州的布卢菲尔德。他的父亲老约翰是电气工程师。母亲玛格丽特(Margaret)则是教师。

在1994年刊登于《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中,娜萨指出,童年时期的约翰·纳什可以说已经是个天才,但他并非优等生。“他手不释卷,会下棋,能用口哨吹出巴赫的所有曲子,”她写道。

在卡内基获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之后,纳什于1948年来到了普林斯顿大学。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代,美国的儿童仍然梦想长大成为爱 因斯坦那样的物理学家,或是出生于匈牙利的博闻强识的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那样的数学家。这两人都会参加数学系馆法恩楼(Fine Hall)的下午茶会。

同事们回忆,约翰·纳什身材高大,仪表堂堂,很快因为在智识上的傲慢、古怪的习惯——在厅堂里踱步,谈话的时候突然离开,不停地吹口哨——以及强大的雄心为人所知。

他发明了一个叫做“纳什”的游戏,在法恩楼的公共休息室里大受欢迎。(同样一款游戏在丹麦也被发明了出来,随后由帕克兄弟公司 [Parker Brothers]以 Hex的名字销售。)此外,在博弈论的先驱冯·诺依曼和奥斯卡·摩根斯顿(Oskar Morgenstern)合写的经典著作《博弈论与经济行为》(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中有一个未解的难题,而纳什着手进行了研究。

冯·诺伊曼和普林斯顿的经济学家摩根斯顿只分析了所谓的“零和游戏”,即其中一方的收益来自于另一方的损失。但在真实世界中,大多数的交互要更加复杂,各方利益并不是直接抵触的,而是存在互惠互利的可能。21岁的纳什在27页的博士论文中给出了解决方案。他提供了一种分析方法,假设各方均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前提行事,然后分析每一方如何才能最大程度地获益。

2011年,小约翰·F·纳什在香港接受荣誉博士学位。
Aaron Tam/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这个对博弈论看似简单的扩展,为经济理论运用于市场以及其他大量领域铺平了道路。

1957年,经过两年断断续续的追求后,他与艾丽西亚·拉迪(Alicia Larde)成婚。她是麻省理工学院物理专业的学生,来自中美洲的一个贵族家庭,是1955届仅有的16名女生之一。

“他长得非常、非常帅气,人也很聪明,”纳什夫人告诉娜萨。“当时有点英雄崇拜的感觉。”

但在1959年初,艾丽西亚怀上了他们的儿子约翰时,纳什的症状开始显现。他的才华走向了歧路,令他陷入偏执和妄想。4月时,纳什 被送往波士顿郊外的麦克莱恩医院(McLean Hospital)治疗。当时和他一起住在精神科病房的还有诗人罗伯特·洛厄尔(Robert Lowell)。

这是他的病情急剧恶化的第一步。之后他又接受了多次住院治疗。在经过电击疗法后,他远避到欧洲一段时间,其间寄送了含义不明的明信 片给同事和家人。很多年里,他在普林斯顿的校园内游荡。在他曾经表现出惊人造诣的数学系馆法恩楼,纳什形单影只地在同样几块黑板上涂写着莫名其妙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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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90年代初,当诺贝尔委员会开始研究向纳什颁发经济学奖项的可能性时,他的病情已经好转。后来他说,自己只是下定决心要回归理性。“最终,我从非理性的思维中拔离,没有用药,只是靠着年龄增大时荷尔蒙的天然变化,”他在1996年发给库恩的一封电邮中写道。

在库恩等同事的劝说下,诺贝尔委员会相信纳什的状况已经好转到足以领奖——他与两位经济学家共享了这个奖项,一位是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的约翰·C·海萨尼(John C. Harsanyi),另一位是德国波恩莱茵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Rheinische Friedrich-Wilhelms University)的莱因哈德·泽尔腾(Reinhard Selten)——当有人对颁奖给一个曾患严重精神障碍症的人提出质疑时,同事们也为他进行辩护。

获得诺贝尔奖及相关的宣传,再加上《美丽心灵》的拍摄,是纳什“人生的一个分水岭,”库恩说。“这让他从一个无家可归、默默无闻、在普林斯顿游荡的人,变成了一位名人,他的经济状况也因此获得了大幅改善。”

纳什身后留下两个儿子,约翰·戴维·斯蒂尔(John David Stier)和约翰·查尔斯·马丁·纳什(John Charles Martin Nash),还有一个妹妹玛莎·纳什·莱格(Martha Nash Legg)。

翻译:陈亦亭、许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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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诞琦:我所认识的约翰·纳什

May 25, 2015

文字部分据2015-05-25 稻田报告

载于《上海文化》2013年第一期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数学教授约翰•纳什是当今最著名的几个疯子之一,他疯狂离奇的经历被改编成电影《美丽心灵》后,在世界各地广为传诵。约翰•纳什共入过两次精神病院,1959年在波士顿附近的麦克林医院(McLean Hospital),1961年在普林斯顿附近的特伦顿精神病院(Trenton Psychiatric Hospital)。两次入院之间他异想天开地从麻省理工辞了职,提取了所有养老金,宣布他要去欧洲旅行。1959年七月,纳什的航班在巴黎着陆,他看到整座城市充斥着抗议核军备竞赛的游行、罢工、爆炸。直到他终于被遣送回美国前,有九个月的时间,纳什在欧洲各大城市游荡,到处都像巴黎那样满是冷战意识下的喧嚣与骚动,北约与华约的黑影不分伯仲地徘徊在欧洲大陆。这九个月极富隐喻的游荡不禁让人联想起虚构世界里流浪四方的英雄们:杜拉斯念念不忘的恒河边上的女乞丐,乔伊斯笔下用一天游历都柏林的布鲁姆先生,当然还有荷马歌咏的花十年时间返家的奥德修斯。这些虚构的英雄和纳什一样,用漫无终点的肢体的游荡企图达到某种精神目标。纳什在欧洲目睹的种种疯狂世景让我好奇:一个刚出精神病院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如何去面对一个比精神病院更加疯狂的的宏观世界,尤其是这个宏观世界言之凿凿地标榜自己是“正常”的、“理性”的。这个问题也可以反过来问:措手不及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究竟让人类变得更理性冷酷还是更激烈狂热?现代人究竟还有没有资格将一部分同类隔离起来,宣判道:“你疯了,你不要靠近我们”,即使疯与不疯的界限已经成为了强权的体现?约翰•纳什的一生或许能作为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必须写写我所认识的约翰•纳什,可我难以下笔。一个开头就是一个定义、一个基调,而约翰•纳什恰恰是难以定义的。在普林斯顿的四年我有多次机缘认识他,“认识”,却不“了解”,每一次认识总是推翻前次刚形成的定见。事到如今,这些复杂的事实和感触,层层重叠在一起,我只能指着他叹息:“看啊,这人……”所有的赞美、怜悯、嘲讽,看啊。
  
  
  一
  
那就看吧,看看这人。不过他老了,我入学那年他已经八十岁了,不常在校园里走动了。我是在大一的尾声才第一次见到了约翰•纳什,在那之前倒是经常见到他的儿子。大一时我在工科图书馆找了个闲职,清晨和半夜在图书馆里坐上两三小时,扫扫借书者的条形码。这种时段的图书馆总是很冷清,同学们要么还未起床要么已经休息,倒是几个住在附近的疯子和傻子,雷打不动,图书馆一开门就来,捣鼓些疯疯癫癫的事情,直到半夜你在他耳边三请五请才走。我记得其中一个总穿着宽松的毛衣、一脸络腮胡子的胖子,在电脑前一坐就是七八个小时,他大概得了某种极严重的癫痫,每过几十分钟会突然克制不住地呻吟起来,鼻子翕动着,脚扭动着,这么大声发作约半分钟,他又像没事人似的全好了。他的体内养着一头难以控制的野兽,隔段时间就得大声嚷嚷自己的存在。我开始觉得很恐怖,直到某天,同在图书馆工作的学长告诉我,那个疯胖子是维基百科的正式编辑,每天在电脑前审订无数词条,我才对他肃然起敬起来。时间一长,对经常光顾图书馆的疯子的种种狂状熟视无睹,渐渐少了害怕,多了亲近,在深夜听见癫痫病人梦呓般的呻吟,恍惚像母亲口中的摇篮曲。
  
这些图书馆疯子中有一个,四五十岁了,头发胡子又长又脏,坑坑洼洼。他总是穿一件普林斯顿的套头衫,两腿大开地躺倒在椅子上,手里一本厚厚的书,经常是不打开的,就放在手上,醒着的时候眼睛直直地看着前方,睡着的时候就仰着头像死去了一样。其他的疯子我还常常看见他们清醒时正常的表情,只有这个疯子,他虽然很安静,但总是陷在极端迷茫烦扰的状态。他经常呆若木鸡地坐上好久,然后蓦然剧烈地摆动脖子和臂膀,眉毛鼻子紧紧拧在一起,嘴里大口大口喘气,像是正在经历极大的苦痛。某一天,他正如此发作着,学长指着他说,“喏,这是约翰•纳什的儿子。”“什么!”我大吃一惊,“他儿子不是哈佛毕业生么?”“那是《美丽心灵》编出来的。精神病是遗传病。”学长冷笑着说。
  
那次残酷的邂逅是我第一次得以把《美丽心灵》与真实的约翰•纳什区分开。后来我还有几次从数学系的同学那儿听说约翰•纳什儿子的疯狂事迹。据说,他儿子常常呆在数学楼的公共休息室,在黑板上写满离奇疯癫的公式,其中一个广为流传的公式是这样的:
  
  1 = 水星
  1+1 = 金星
  1+1+1 = 木星
  
如此种种,直到他把自己所知的星星都写完,甚至连“英仙座”、“大熊座”都有。
  
得知他儿子真实情况不久,我终于见到了约翰•纳什本人。大一末的某天偶尔在路上走,迎面走过来两个老人,男的高大而干枯,女的矮胖而臃肿,他们穿着正装,大约要参加什么仪式。我认出了男人是纳什,很兴奋地推推边上同行的朋友。他说,“早看到啦。”我又问边上的女人是谁,“还有谁?当然是他老婆。”我心里又吃了一惊,这形象与詹妮弗•康纳利饰演的美丽妻子实在相差太大。朋友看我怔怔的,便半是劝慰半是嘲讽,“年轻的时候大约挺漂亮的,现在老了嘛。说起来,《美丽心灵》里讲得他们如何神仙眷侣,其实他疯了不久后她就要要求离婚,这么多年他们住在一幢房子里,只是同住人的关系,直到2001年拍了电影,他们才又复婚。”两位老人从我们身边走过,步履蹒跚,一声不吭,他们间是那么疏离,既像是陌生人的疏离,又像是熟识无睹太多年的疏离。《美丽心灵》在我心中营造的那个关于爱的奇迹的泡沫就这么被戳破了,我只是看到一个寻常老人的卑琐晚境。
  
  
  二
  
所幸大部分普通人还是被电影的泡沫鼓舞着,一提起纳什总想到《美丽心灵》;就像许多学者被博弈论的泡沫鼓舞着,想方设法在自己的研究里加点博弈论赶时髦。这些年博弈论在各类学科前沿炙手可热,我在普林斯顿的许多课堂上听到纳什的名字,越是那些像是离博弈论差之千里的领域,譬如生物、比较文学、历史,越是有学者绞尽脑汁想和博弈论攀上些亲戚。在那些讲座里,纳什的名字总是和“纳什均衡”等同起来。只有一次,我在截然不同的语境中听教授说起纳什。那是一节异常心理学讲座,“今天我想跟大家谈一个有趣的精神分裂症病例,病例的主人公是著名的纳什教授。”心理学教授搬出一座庞大的老式录像带播放器,在投影仪上给我们放了一段访谈,我还清楚地记得访谈中旁白的第一句话:“约翰•纳什曾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可他坚称他的疾病是全靠意志力治愈的。”
  
约翰•纳什曾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可他坚称他的疾病是全靠意志力治愈的,他痛恨精神病院、痛恨药物,至今说起他妻子将他强行送入精神病院的情形,他都一脸心悸。他共有两次入院经历,第一次入院在专治上层阶级的麦克林医院,那里的医生把精神分裂症当作心理疾病,成天做心理咨询,询问童年经历。他的同事唐纳德•纽曼(Donald Newman)去看他,纳什说:“唐纳德,如果我不变得正常,他们是不会让我出去的。可是,我从来没有正常过啊……”第二次入院在特伦顿精神病院。访谈人和他故地重访,纳什站在草坪上,凝视着巍巍耸立的暗淡的建筑,拒绝再靠近半步。“他们给你打针,让你变得像动物一样,好让他们像动物一样待你。”在这里,他被迫接受了如今已被西方医学界停用的胰岛素昏迷治疗:大剂量注射胰岛素,让精神病人陷入昏迷状态。而病人清醒时,也状如行尸走肉。他开始只吃素食,以此抗议医院的治疗,当然没人把这当回事情。在长时间胰岛素昏迷治疗后,他终于“变正常”了,他生平从没有如此谦逊有礼。同事妻子回忆说:“他看起来乖得就像刚被人打了一顿。”
  
半年后,谦逊有礼的约翰•纳什终于从特伦敦精神病院出院。他换下肮脏的病患服,交出自己的号码(半年来他没有名字,只有这个数字标识),他踉跄地走出医院,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童年好友,“和我讲讲我们一起玩的事情吧。那个治疗把我的童年记忆给抹掉了。”
  
如果回归理性仅意味着对社会标准的驯服、意味着丧失记忆,治愈还有多少价值?尤其是对于纳什这样一个把数学视作“唯一重要的事情”的天才。纳什教授心中最纯粹的数学不是理智,而是灵感。理智不过是沟通这种灵感的手段,而若重获理智也意味着灵感丧失,他情愿放弃理智。一个朋友在他住院时去看望他:“你发疯的时候声称外星人和你说话。可是你这样一个理性的数学家,怎么可能相信外星人这种无稽之谈?”纳什回答说,“数学的创见同外星人一样进到我的脑子里,我相信外星人存在,就像我相信数学。”他在笔记本上写道:“理性的思维阻隔了人与宇宙的亲近。( Rational thoughts impose a limit on a person’s relation to the cosmos.) ”
  
从特伦敦精神病院出院不久,纳什拒绝接受任何药物治疗,因为治疗让他感觉迟钝,不能想数学。他过去的同事在普林斯顿大学给他安排了一个研究员的闲职。于是学生们常常看到一个穿着红跑鞋的中年人形容枯槁地在校园里游荡,在整块黑板上写下不合逻辑的公式,拿着几百张前夜刚演算好的数学公式出现在某教授的办公室,他有了个绰号,“数学楼幽灵”,很少人知道这个疯子到底是谁。
  
而在七八十年代,他周围的亲友开始注意到,纳什渐渐不疯了。他的眼神变清澈了,他的行为有了逻辑。“那么,不靠治疗,你是如何康复的呢?”访谈人问他。“只要我想。有一天,我开始想变得理性起来。”从那天起,他和他幻听到的声音开始辩论,驳倒那些声音,“以理性分辨非理性,以常识分辨错觉。(I reasoned myself out of the unreasonable; I became disillusioned of my illusions.)”
  
“只要我想。”在纳什这个个案里,疯狂与理智似乎变成了一个自由意志的选择。我甚至不再相信他真正疯过;或许,他理性地选择了疯癫,又疯癫地回归了理性。如此看来,《美丽心灵》是A Beautiful Mind的严重误译,应作《美丽的头脑》或《美丽的智性》更符合真实。Mind固然有头脑和心灵的两重释义,而在纳什从疯癫重获理智的历程,我们看到的是过人的意志和理性压制着疯狂的心灵。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从七八十年代的某一天起,他有意识地选择将一部分的疯狂运用在数学的灵感上,而将剩余的疯狂用理性囚禁起来。
  
访谈的录像带放完了,异常心理学的教授说:“纳什不借助药物治疗而康复的案例引起了许多精神病学家的兴趣。他们研究他的生活起居和周边环境,希望他的病例有推广价值。不过在我看来,真正治好纳什的也许不是他过人的智力和意志力,而是荣誉。七八十年代,博弈论在经济学上飞速发展,纳什声名渐隆。1994年他夺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一夜间开朗了许多,简直变了一个人。领奖后他在街上散步,常常有陌生人向他致敬,‘纳什教授,祝贺你。’”
  
心理学教授的这番评论并非无稽之谈。纳什发疯之时,自恃甚高的他正苦苦追求数学界最高的菲尔兹奖而不得。倘若他能及时得到菲尔兹奖,也许就不会在失落和压力下发狂了。更进一步讲:荣誉降低了社会标准的尺度,在荣誉的光环下什么都变美了、变正义了。狂乱的行为在正常人身上被贬斥为“发疯”,在诺贝尔奖得主身上便被赞美成“特立独行”。那么,有没有可能纳什教授的疯癫并没有被治愈,倒是普罗大众治愈了他们审定疯癫的标准呢?
  
  
  三
  
那就讲讲我所经历的一则纳什和普罗大众间的故事,讲讲学术声誉在这座慢条斯理的大学城里扮演着什么角色。大二春天我阴差阳错地当选了普林斯顿数学俱乐部的主席,从此和一帮超级古怪的数学天才成了朋友。这个俱乐部除了定期请教授讲话、周末玩玩需要耗费过多智力的桌面游戏,一年也就搞三次大活动:夏天派队去参加国际大学生数学奥林匹克、秋天组织面向高中生的普林斯顿数学竞赛、春天组织数学教授和本科学生同乐的正式聚餐。我新官上任没几天,就要搞正式聚餐,怕来的人少场面不好看,就向前任主席请教。他说:“请教授是很容易的,你电子邮件群发所有数学教授,便完事了。至于请学生,你就在海报上写,‘想见见约翰•纳什的真身吗?来参加数学俱乐部的聚餐吧!’保准无数人跑过来看热闹。”我照办了,果然很快就有许多同学报名,也有不少教授表示会参加,只是从未收到约翰•纳什的回复。
  
聚餐那天是五月的第二个周末,我们包下了数学楼最高层的大厅,放上十几个圆桌。赴宴的学生还一个未到,我们正在摆放器皿和食物,就看到电梯门一开,出来三个人,正是约翰•纳什还有他的妻儿。我慌慌张张地去迎接他,“纳什教授,你来大家会很高兴的,聚餐还没正式开始,你不如先坐这桌。”
  
“你是发邮件的沈小姐?”他这么问道。
  
“是,是我发的邮件,我叫Lily。”我这么答道。
  
“沈小姐,你好。”他仿佛没听见我的答话,“约翰•康威会来吗?我听说他会来。”
  
“康威教授的确回复说会来,他还说他要为聚餐致辞呢。”
  
聚餐不久就开始了,康威教授没有到,我打电话去他家,他妻子说,“太不好意思了,他彻底把这事忘了。”于是康威教授不会来了,更别指望他致辞。那些回复说一定会来的教授,也有一大半没有出席。“沈小姐,约翰•康威会来吗?聚餐已经开始半小时了。”纳什教授又问我。我说,不会了,他忘记了这事。“是吗。”纳什有些失落,于是我也有些失落,不过同学们倒都不怎么在乎,个个欢欣万分,“不是有纳什在嘛!”大家的眼睛都向着纳什坐的那桌张望,有不少人在去拿吃食时故意走远路,从纳什身边经过,腼腆地打个招呼:“纳什教授好。”高年级的学生向一年级新生介绍,“那是纳什,那是他老婆,那是他儿子。”炫耀着自己见多识广。只是没有一个人,敢在纳什一家坐的一桌坐下来。相比之下,其他教授身边围着学生和同事,大家言笑晏晏。我动员我认识的朋友,“你们情愿这么多人挤在这桌,去纳什那桌不是更好么?想想看,以后可以跟人吹,我和纳什吃过饭……”朋友们有些跃跃欲试,却都开玩笑似地互相抬杠,你推我我推你,谁都没有换位子。这么拖拉了几次,聚餐快结束了,纳什那桌仍然只坐着他和他的家人,剩下七个位子孤零零地空着。他的儿子趴在桌子上,机械地捶着自己的脑袋,他的妻子一言不发地板着脸,叉着手端坐在那里,而纳什默默地极缓慢的吃着一片肉。我看着这番孤独凄凉的景象,自责却无计可施。
  
正在这时候,一个大一的女孩子走到纳什面前,结结巴巴地说:“纳什教授,我能和你合影吗?我真的——我觉得——你真伟大!”纳什愣了愣,点点头。她站在约翰•纳什身后,甜甜地合了影,然后拿着相机,奔向自己的朋友,又是笑呀又是嚷呀,像是刚做了件顶了不起的事情。大家受了感召,纷纷站起来,走向约翰•纳什,自觉排起了队,有的手里拿着相机,“教授,能和您合影吗?”有的手上什么都没有,那是真正对数学有激情的孩子,想听纳什讲讲博弈论和纳什嵌入定理。突然,和我同桌的大四数学系毕业生也站了起来,他平日里总一副愤世嫉俗、据傲不羁的姿态,这时他手里竟然也有个照相机,他自嘲似地为自己辩解,“他妈的我在数学系混了四年,天天被恶心证明题虐,到头来连张他妈的纳什合影都没有,说出去不要他妈的笑死人了?”
  
我想告诉你,那个晚春的傍晚所有男生都穿着衬衫和西裤,所有女生都穿着花裙子。我想告诉你,数学楼是全校最高的建筑,数学楼最高层的大厅360度都是没有间隔的观景玻璃。透过玻璃看出校园美如画:卡耐基湖畔荡独木舟的游人正在悠悠地往回划,研究生院的塔楼下几只大肥鹅笨头笨脑地在聊天,教堂和美术馆前还有很多人在拍照,而布莱尔拱门下晒日光浴的孩子们恐怕已经觉得凉了,收起毯子准备回家,那些遍布校园角角落落的几千只灰色和黑色的松鼠们呢,他们恐怕又在忙活着筹备寒冬的一场盛宴,或许能从这个食堂偷一只甜甜圈,从那个寝室偷一块巧克力……我们排着队等着和纳什拍照,顺便透过观景玻璃张望着校园的一草一木,而夕阳也张望着我们,大家的脸上身上都覆盖着玫瑰色的光晕。我想告诉你,《美丽心灵》里那让人动容的授笔仪式完全是导演的杜撰,可是,那个傍晚,在数学楼顶层排着队等着和纳什教授合影或谈话的年轻人们,他们的结结巴巴、推三搡四,难道不比那个子虚乌有的授笔仪式更让人感慨?“纳什教授,我真的——我觉得——你真伟大!”
  
纳什教授已经从疯癫康复了;或者说,自诺贝尔奖和《美丽心灵》后,不再有人觉得他的不正常是件非纠正不可的事情。而他还是孤独的,学生们不敢和他讲话,更别提和他一桌吃饭。但是,那个晚春时间为纳什排起的长长队伍,还有诸多类似于这样的温暖的轶事,大概就足够支撑着他保持淡泊平和,度过自己的晚境。
  
  
  四
  
最后,我还想讲讲纳什教授疯癫的起源。纳什生来便是个古怪傲慢的人,数学天才多如此,这本不足为奇。那么,一个本性古怪的人如何突然被亲友认为“在发疯”呢?三十岁的某天起,他突然声称共产主义者和反共主义者是一伙的,他们全是“阴谋家”;他称艾森豪威尔和梵蒂冈教皇对他没有丝毫同情;中东的动乱让他深感不安,他打匿名电话给亲友,说世界末日到了。“这些想法在表面上不是理性的,但它们有可能发生。(These thoughts on the surface are not rational, but there could be a situation.)” 1959年在欧洲游荡的九个月里,他数次去当地政府求助,希望放弃美国国籍;他到了日内瓦,因为这座城市以对难民友好著称,他向瑞士人说,“美国的体制是根本上错误的”,没人相信他。他被送上飞机遣返回国,事后他自称:他被送上了一艘船,像奴隶一样被链条锁着。
  
冷战的铁幕终于落下了,纳什被亲友们认定的疯言乱语如今看来几乎是先知的预言。纳什的恐惧不单单是个体的体验,而是那个时代集体潜意识里的恐惧。而纳什被斥责为疯癫,被强行打胰岛素进入昏迷状态,难道不是那个时代的极权主义对于个人良知的迫害吗?我注视着纳什像奴隶一样被锁链束缚着的船只。当这艘愚人船在汪洋上恣意漂泊,米歇尔•福柯正在自己的毕业论文《疯癫与文明》中为它赋予深刻的哲学意义。如果疯子不仅仅是疯子,而是那些揭露了这个社会根本弊病的智者,他们只能被送上愚人船,顺水漂向不可知的远方。古老的河流赋予了愚人船神秘性,疯子被神圣化地隔离起来,作为社会制度的祭品杀一儆百。我想我恐怕已经扯得太远了,虽然我不得不说,1962年起至今,约翰•纳什教授定居在普林斯顿附近,每天到学校上班。如果普林斯顿这所大学对纳什教授的康复有何功劳,那就是它固有的包容和自由拒绝把疯子送进愚人船。疯子们像鬼魂一样地游荡在校园里,而人们仍然尊重体谅。他们自由进出公共图书馆,发病时喊出骇人的响声,却还有人告诉你:“别打扰他,这个疯子是维基百科的编辑……”
  
上周二,约翰•纳什教授在我所选的博弈论课上做客座演讲。“我想讲讲纳什均衡的历史。”四十分钟里,他一直在讲他所写的几篇论文,太深奥了,恐怕学生中没一个能听懂。可是这不妨碍整个教室坐满了听众,不但有选这门课的学生,还有闻讯而来的旁听者。

(文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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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稻田报告]所发布

诺贝尔奖得主约翰·纳什及其妻子遇车祸双双逝世

著名数学家与经济学家、博弈论之父、诺贝尔奖得主约翰·纳什和他的夫人周六遇车祸去世,分别终年86岁及82岁。两人乘坐的出租车在新泽西Turnpike上失控,警方指二人当时未有配戴安全带,当出租车失控撞向防撞栏时,他们双双被抛出车外。警方仍在调查意外原因。

纳什是影片《美丽心灵》主角的原型,生前一直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

 

纳什和艾丽西亚的结婚照。

 

约翰·纳什生平:

生于1928年6月13日。美国数学家,前麻省理工学院助教,后任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教授,主要研究博弈论、微分几何学和偏微分方程。

约翰·纳什,全名为约翰·福布斯·纳什(John Forbes Nash, Jr.),1928年6月13日出生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州(West Virginia)工业城布鲁菲尔德(Bluefield)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950年,约翰·纳什获得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博士学位,他那篇仅仅27页的博士论文中有一个重要发现,这就是后来被称为“纳什均衡”的博弈理论。1994年,他和其他两位博弈论学家约翰·C·海萨尼和莱因哈德·泽尔腾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父亲老约翰·福布斯·纳什(John Forbes Nash, Sr.)来自德克萨斯州,是一名电气工程师,任职于阿巴拉契亚电力公司(Appalachian Electric Power Company),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当时在法国担任负责后勤工作的中尉;母亲玛格丽特·弗吉尼亚·马丁(Margaret Virginia Martin)生于布鲁菲尔德,结婚前是当地的一位中小学教师,教英语和拉丁语。

获诺贝尔奖

正当纳什本人处于梦境一般的精神状态时,他的名字开始出现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经济学课本、进化生物学论文、政治学专著和数学期刊的各领域中。他的名字已经成为经济学或数学的一个名词,如“纳什均衡”、“纳什谈判解”、“纳什程序”、“德乔治-纳什结果”、“纳什嵌入”和“纳什破裂”等。

纳什的博弈理论越来越有影响力,但他本人却默默无闻。大部分曾经运用过他的理论的年轻数学家和经济学家都根据他的论文发表日期,想当然地以为他已经去世。即使一些人知 道纳什还活着,但由于他特殊的病症和状态,他们也把纳什当成了一个行将就木的废人。

20世纪80年代末期,纳什渐渐康复,从疯癫中苏醒,而他的苏醒似乎是为了迎接他生命中的一件大事:1994年,他和其他两位博弈论学家约翰·C·海萨尼和莱因哈德·泽尔腾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纳什没有因为获得了诺贝尔奖就放弃他的研究,在诺贝尔奖得主自传中,他写道:“从统计学看来,没有任何一个已经66岁的数学家或科学家能通过持续的研究工作,在他或她以前的成就基础上更进一步。但是,我仍然继续努力尝试。由于出现了长达25年部分不真实的思维,相当于提供了某种假期,我的情况可能并不符合常规。因此,我希望通过至1997年的研究成果或以后出现的任何新鲜想法,取得一些有价值的成果。”

 

 

《美丽心灵》海报

《美丽心灵》

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是一部关于一个真实天才的极富人性的剧情片。影片讲述一位患有精神分裂症但却在博弈论和微分几何学领域潜心研究,最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数学家约翰·福布斯·纳什。同名传记由西尔维雅·娜萨儿撰写,于1998年出版,电影则于2001年上映。

中文名称:美丽心灵(香港译《有你终生美丽》,台湾译《美丽境界》)
英文名称:A Beautiful Mind
发行时间:2001年12月13日
导 演: 朗·霍华德 Ron Howard
主 演:珍妮弗·康纳利 Jennifer Connelly 拉塞尔·克劳(香港译:却罗素) Russell Crowe 朗·霍华德 Ron Howard 埃德·哈里斯 Ed Harris 克里斯托弗·普拉莫 Christopher Plummer 朱迪·黑尔茨 Judd Hirsch 亚当·戈德堡 Adam Goldberg 约翰·托宾 John H. Tobin
上 映: 2001年12月13日 ( 美国 )
地 区: 美国 ( 拍摄地 )
对 白: 英语
评 分: 7.8/10( 36076票 )
时 长: 135 分钟
类 型: 剧情

本片荣获8项奥斯卡提名,最终夺得74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和最佳女配角4项大奖。

 

谨以此文纪念纳什。

 

 

本文转自稻田投资旗下《股权投资者沙龙俱乐部发出的微信,下面是他们的自我介绍也保留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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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工程已完全失败?(附官方回应)

May 25, 2015
 
2015-05-24 网友 CEOworld

 

空前浩大,举世瞩目的中国南水北调工程东线和中线一期,至今已经耗资达约二千五百亿人民币,加上后续工程和维修养护运行管理费用,总共将耗资五千亿人民币。东线已经在2013年底宣告通水,中线也将在2014年汛后正式通水。这样一项世界空前的建设工程,按官方说辞,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尤其是北方缺水,已到干渴难忍,不可持续的地步。南水北调若却能缓解北方干渴之苦,是莫大的功利,应该全国敲锣打鼓,大大庆贺一番。可是在官方媒体的宣传上,对南水北调建成的报道着墨不多,似乎是有意回避难言之词。各方重要决策者,建设者,负责者,指挥者,也不见纷纷出来邀功。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年前撰文,痛斥整个南水北调工程决策和实施是屁股决定大脑,罔顾起码的自然和科学原理,必败无疑。现在根据各方的报道,不但东线和中线都是失败工程,并且还是惨败,一败涂地,无法交代,无法收场。

南水北调怎样才算成功或者失败

继续讨论之前,有必要对南水北调这样空前规模的远距离输水工程,怎样才算成功,怎样算是失败,先下一个定义。没有定义,只要有一桶水流到了北京,他们都可以称为成功。任何工程都是投入工程成本耗费后,计算其所获得的社会经济效益,效益超过耗费,就算成功了。效益低于耗费,就是失败。南水北调耗费五千亿人民币巨款,其成功与否,端看能够调来多少水,值多少效益,和耗费相比合不合算。按照一般工程投资成本计算,全部投资额分摊到每年的成本耗费,大约应该乘以10%,也就是说一年消耗五百亿人民币。那么按照原工程设计指标,东线一年调水一百亿吨,中线也是一年一百亿吨。如果真的能达到设计的年输水量,每吨水的成本约不到3元人民币。那么不算环境破坏的代价,可以算是工程成功的吧。反之,如果东线和中线调水远远达不到设计的指标,发挥不了效益,就算工程失败。我取一个基准线,设计调水能力每条线一年一百亿吨,如果能达到75%就是七十五亿吨,我就算南水北调工程成功了。

南水北调东线建成便已彻底失败

以每年调水75亿吨的评判标准来衡量,已在2013年底建成通水的东线,已告彻底失败。

根据报道,南水北调东线从2013年11月15日开始第一次正式通水,至12月10日通水结束,历时25天,共调3400万立方米的水。算起来水流量仅每秒15.75立方,一年四季365天连续输水,每天86400秒,算起来也达不到每年五亿吨的输水量,仅有设计指标每年一百亿吨水不到5%。这是彻底失败。

东线第一次通水在12月10日宣告结束之后如何呢?照理,这样一个耗费天文数字建成的庞大工程,一旦建成,就应该昼夜二十四小时一秒钟也不停息地联系运行,以发挥其最大可能的经济效益,除非中间因为故障不得不停下来检修维护。可是我们看到的是各种关于北调的南水价格太高,各地用不起,不愿用的报道。事实上12月10日通水结束后,水渠就关闭了,没有运行,只是在晒太阳。因为东线需要用强大的水泵提升水位,把水从低处逐级抬高,才能往北流动。驱动水泵要耗费巨大的电力,谁来支付电费呢?没人肯支付。不但没人支付电费,况且调来的水太浑浊,污染太重,水价太高,没人愿意购买。而水费是按照分摊成本除以输水量算出来的,输的水越少,除法算出来的每吨水费越高,越是没有人要,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因此,东线只能是建成之后即搁置不用了。

但是东线已经建成,一直晒太阳不用,也不是一回事啊。因此当局硬着头皮下达了东线今年的年度调水任务。根据报道,该此调水从5月7日至5月26日止,共20天,总共调了4550万吨水入骆马湖,“胜利完成”本年度调水计划。年调水量一百亿吨的浩大工程,建成后一年只打算调0.455亿吨就算完成年度任务了,仅仅不到0.5%的利用率,而其他时间就晒太阳搁置不用了。几千亿的投资就当作打水漂了。我们再算,花20天调水仅4550万吨,平均水流量仅有每秒26立方,如果一年连续运行,也只有每年八亿吨,离每年一百亿吨的设计输水量,差得远着呢。一年五百亿的成本,若是满打满算调八亿吨水,每吨的成本分摊是60多元人民币。可是现在下达的年度调水计划仅有0.455亿吨,摊到每吨水的成本高达1100元人民币,每升污水1.1元,比瓶装饮用水还昂贵。这是惨败。

南水北调中线未完工便已注定失败

再来看看中线。中线现在基本建成,等待汛后约9月或10月正式通水。可水源地丹江口水库现在的水位仅有140米,离渠首147.33米的渠底还差好几米呢,连一滴水也流不进取水渠里,如何调水。如果老天爷不肯配合,再不好好下几场豪雨,把丹江口水库灌满,今年的中线调水计划就要落空了。

更糟糕的是,长期看来也不妙。丹江口水库历年大约每年来水四百亿吨,若按照中线设计调走一百亿吨,就是25%的调水量,已经是勉为其难,捉襟见肘。可是根据水文资料,从2000年到2010年,十年间丹江口水库的每年来水减少80亿吨,现只有320亿吨了。这很可能是因为水土植被破坏造成的长期性变化,丹江口水库的水,将来只会更少,不会更多。这样的来水量,如何让水库蓄满水,让水可以流入取水渠?如何可以一年取走一百亿吨的水,但是又能够保持水库高水位,让水能够流得动?又让汉江的下游有足够的水?这个问题无人能够解答。

更不妙的是,中线一年调水一百亿的设计指标,是按照一年四季不间断地输水算出来的。如果不是一年四季水一直可以流动,在枯水季节水库水位够不着取水渠底部,无水可调,只有在丰水季节,水库水位足够高,才有水可调,一年有那么两个月可以调水,其他时间得晒太阳,那么每年的调水量就要大打折扣,远远达不到设计指标的一百亿吨。这个还是假设工程的输水速率可以达到设计要求来算的。如果输水速率再打一个大折扣,实际可以实现的年输水量,还要更低得多。

最最不妙的是,即使是在汛期,发洪水之后,水位足够可以流入取水渠,也不能够输水,而必须关闭大闸,因为那水太浑浊,泥沙会毁了输水渠道。只有等汛后一段时间,水沉淀变清,才敢开闸放水,因此一年之内能够输水的时间就更短了。关于泥沙问题我过去已经讲述过,在下面会再详细论述,解释为什么中线的水根本就流不动,泥沙沉淀会很快彻底毁掉中线输水渠道。

南水北调的决策过程和招标模式使其必败无疑

南水北调是个典型的先拍脑袋决策上马,再请专家论证其可行性的颠倒过来的决策过程,怎么能够不犯错误?犯错误是必然的。任何重大工程,对中央当政者和地方当权者来说,上马总是有利无弊,多多益善,上工程就有大笔的钱下来,无论对地方财政,各承包商,还是自己的腰包和加官进爵的门路,都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反之若不上工程,所有的好处统统没有,上下埋怨,不但腰包瘪瘪,自己的官运也不会长久。因此而言,永远只可能听到一面倒赞成的声音,绝不可能有人反对。一旦领导层决策,再来请专家们论证一番。专家们能说什么?能说不好吗?能够反对吗?反对也无济于事,该上的还是要上。反而会堵住自己的学术之路,院士评不上,科研资金得不到,一切靠边站。因此专家也只能一致赞同,反对声音鸦雀无声。上三峡工程的时候还有专家大声反对。上南水北调时候,再也没有人出面反对了。可是科学规律毕竟是科学规律,不会因为没人反对,科学就能屈服于威权了。违背科学规律的工程,受到惩罚是必然不可避免的。

再看南水北调工程的承包竞标模式,也是必败无疑。重大工程要进行竞争竞标投资,这在西方是很正常的运行模式,这激励承包商们拿出最好的工程效率,以最低投资,达到最优的工程效益,通过竞争提高效率。可是这要有先决条件。先决条件是竞标必须透明公开,竞争要公平诚实,事后的施工建设必须有严格的监管核查。这些在南水北调中,因为牵涉到各方私利,均无法实现。承包商们使用各种不合法,不诚实的手段,先拿到竞标再说。一旦拿到工程,承包商要赚钱,他的工程造价就一步步加上去了。而在成本费用上就得拼命压缩,偷工减料,能不能达到设计的质量要求,就顾不上那么多了,监管也形同虚设。

这就是为什么工程完工以后,肯定远远达不到设计指标。他承包商不可能达到指标,想达到指标,他的工程耗费就要比竞标价高好几倍,他就要亏得倾家荡产。可是如果当初竞标的时候老老实实地实算,他的要价就比别人高几倍,拿不到工程。所有必须先靠投机取巧拿到工程,再通过偷工减料拿到盈利,就是这么回事。全工程几千个承包商都这么干。

偷工减料偷在哪里呢?具体点讲就要讲到曼宁公式和曼宁参数了。

输水渠道流量计算的曼宁公式简介

南水北调中线从丹江口水库约150米高程取水,经1300公里输水渠道送到约50米海拔的终点北京,共1300公里的路途,纯靠一百多米的水落差驱动。水流坡降不到万分之一。这个坡降大约相当于三峡大坝之后的水位一直到长江入海口的平均坡降。

水在 渠道中靠天然坡降流动的水流速度,可以用曼宁公式计算。具体来说,水速正比于坡降的平方,水力半径的2/3次方,反比于渠道表面的曼宁糙率。渠道越光滑,摩擦力越小,水流得越快。反之,渠道越粗糙,摩擦力越大,水流越慢。和曼宁系数成反比关系。

问题就出在用什么曼宁糙率数据来计算才合理。普通清洁的天然河道的曼宁系数约0.04,如果长上水草会更高,视河床状况而定。干净的打磨平滑光洁的混凝土表面,其曼宁系数是0.013。南水北调东线和中线所有设计施工,看来都采用0.013的曼宁系数。这对吗?

问题出在这里。理想条件下清洁而光滑的混凝土表面,曼宁系数才会低到0.013。可是,施工会有缺陷,打磨不会完美。工程建成通水的第一天,曼宁系数就会显著高于0.013的设计要求。一旦投入应用,渠底表面会有泥沙的沉淀积累,过一段时间后,与天然河道的泥泞底部就再无区别,因此曼宁系数会很快达到0.04,底部有泥,便会长出水草,会使得曼宁系数更高。而水流速度反比于曼宁糙率,糙率增加到三倍,水速便只有三分之一,而流量就相应只有三分之一,原来设计一年一百亿的输水量,便成了只有33亿。关于泥沙沉淀的问题,我下面再详细解释。

南水北调的设计施工者一切都按照最优条件计算,违背了工程设计里一切都考虑到最坏情况的基本设计原则。这是在欺骗自然规律和工程规律。最坏的情况,如果有可能发生,就必然会发生。最优的条件,如果未必能达到,就必然达不到。这是基本规律。南水北调的设计者假设一年365天都能按照最高效率输水,不管枯水季节还是洪水季节,他们还假设渠道永远保持清洁光滑,曼宁系数不会超过0.013。他们还假设水头分布的理论计算完全正确,输水渠道各段的水位,水速,完全和理论计算吻合。在所有一切保持完美无缺的,并且长期保持完美无缺的情况下,他们认为可以达到一年输水一百亿吨的目标。

事实情况远没有那么完美,事实要骨感得多。

南水北调中线京石段的四次输水远未达到设计要求

南水北调中线的石家庄到北京段,已因北京奥运先期建成。至今已四次通水,效果如何?

四次通水累计输水16.1亿吨。第四次通水从2012年11月21日到2014年4月5日,共有500天,输水4.82亿吨。平均流量为每秒11.2立方,按此流量每年输水量为3.5亿立方,远远低于每年输水一百亿立方,入京五十亿立方的原定工程目标。而输水渠道的截面面积有60平方米,按照流量每秒11.2立方算,水流速度仅有每秒0.19米,极端缓慢。

再把数据和第一次输水对照。第一次输水,按照杨开林,汪易森的论文中实测数据,流量为每秒19立方,水速约每秒0.32米。相比之下,第四次输水的水速,流量和第一次比都要低很多,仅仅几年,工程效益已经几近报废。

再次重申,中线的工程设计目标是年调水一百亿吨,入京五十亿吨。就是平均流量要分别达到每秒320立方和160立方。现在看远远达不到这样的目标。

泥沙沉积将很快毁掉南水北调工程

天然的水流,即使没有任何污染,也并不是纯净的,其中携带有大量泥沙。这些泥沙会在输水渠道中积累,是水流缓慢,甚至完全停滞下来。泥沙沉淀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是在南水北调的论证和实施中,根本没有泥沙组的专家参与,因为他们知道泥沙的问题根本就无法解决。泥沙会毁掉南水北调工程。

我们先来看看一些数量级数据。丹江口水库每年入库水量为400亿立方,现在大概已减少到320亿,而入库的泥沙量有一亿吨。按百分比计算,泥沙含量0.25%,相当惊人。专家算因水库内水流相对缓慢,大部分泥沙留在库内,长久将淤塞库容,变成一个死水库。

再看看长江,每年入海流量约一万亿立方,携带入海的泥沙有五亿吨。这是约0.05.%的泥沙含量。长江下游的水速约每秒2.5米。在这样水速条件下,能够携带0.05%的泥沙。

水流携带泥沙,和水速关系很大。发洪水时,不但水极度浑浊,并且大块的石头都被水流推着走。可是枯水时节,即使很小的泥土颗粒都会沉淀江底,成为泥浆。这个水速和泥沙颗粒大小的相关关系很敏感。物理计算表明,这个相关关系是六次方关系,假如水速增加到两倍,二的六次方就是64倍,可以把64倍重的泥土颗粒从河床卷起来带走。反过来,水速慢到一半,就可以让六十四分之一的泥土颗粒在水底沉淀。

丹江口入库水流速度每秒3.5米,就能携带0.5% 的泥沙。长江下游水速每秒2.5米,是丹江口的72%。而72%水速的六次方是14%,携带0.5%泥沙就减少到携带0.07%,多余的泥沙便沉淀到江底了。因此,只要水流略缓,泥沙的沉淀是惊人的。

专家计算,98%的泥沙留在丹江口水库库底,那么还有2%的泥沙,也就是0.01%的泥沙留在水里,这已经假设水非常清洁。但是每年一百亿吨的水,携带0.01%的泥沙,就是一百万吨,分布到1300公里的输水渠,每米长度的渠道可以分配到770公斤的泥沙。那么这部分泥沙会不会沉淀下来呢?

假如每秒流速2.5米的长江水可以携带0.05%的泥沙,那么0.01%是五分之一的泥沙量,按照六次方根算,水流速度每秒2米的流速,可以把泥沙冲刷走。但是水流若只有每秒一米或者更低,那么这部分泥沙的98%都要沉淀下来。每米的渠道每年要沉淀750公斤的泥沙,这是非常惊人的沉淀速度。因此,输水渠道水速无论如何都不能低于每秒2米。否则泥沙问题很严重,无法解决。

可是实际数据已经告诉我们,京石段第一次输水时,水流速度仅有每秒0.32米,现在更是慢到每秒0.20米。显然,曼宁糙率增加了,水流得更慢,缓慢水流更加速泥沙沉淀,进一步增加曼宁糙率,使得水流更慢。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直到变成一潭死水,流不动。

最新的报道,石家庄段开始充水试验。数据很不妙,文中叙述石家庄段全长123公里,设计入境流量为每秒220立方,出境流量每秒170立方。可根据报道,这段123公里渠道,水流从入境到出境总共花了整六天,平均水流速度仅每小时0.85公里,或每秒0.24米。按照这样的流速,流量不到每秒14立方,比设计的入境流量每秒220立方,出境流量每秒170立方,低了不止一个数量级。并且这样缓慢的水流,泥沙沉淀无可避免,工程因此被摧毁报废,是几年内无可避免的结果。

失败的南水北调工程后患无穷

南水北调中线渠道横跨中原大地,高悬于地,流经人口稠密的城镇。若是略有差池,渠毁水漏,滔天洪水,夺命无情!我们敢肯定不会出事吗?我们来拿沙河渡槽来算算。

沙河渡槽的箱式槽是两箱并行,输水截面加起来195平方米,渡槽的跨距是30米。也就是说每一跨光是算水的重量,就有5850吨,加上渡槽本身重量,有一万吨。我们经常会读到高速公路立交桥质量低劣,几十吨超载的大卡车开上去,就把桥压塌了。那么一个每段达一万吨的渡槽,会不会压跨?谁敢打包票?我认为没有人能够保证其质量不出事。

我可以保证的是,水中含有腐蚀性的无机盐分,在巨大重力压迫下,水泥是不抗拉的,必然开裂起缝,纯靠钢筋支持。而钢筋暴露在空气,水和无机盐中,日久腐蚀,无法耐久。

南水北调渠道若出事,必有突然性,沿途居民,绝难有逃生机会。

北方冬天冷,若遇极寒天气,渠道必然结冰冻结,胀破渠道。无法修复。这个问题无解。

失败的南水北调将如何收场?我实在难以想象。也许他们现在能够做出的最好选择,正如已经运行的东线一样,建成后就基本上搁置不用,成为一道中看不中用的风景线罢。

缺水的中国北方如何摆脱困局

中国北方极度缺水,干渴难忍。可是指望南水北调解决问题,是盼不上了。规划中的东线和中线各每年调水一百亿吨,是指望不上的。顶多每年有三亿多吨入京就了不起了。这笔天文数字的调水投资,确实是扔在水里了。

事实上,按照地理条件算,北方并不缺水。中国国土年降水量为六万亿吨。北半个中国的得到两万亿吨,平均年降水量约六百到七百毫米。相比之下,南水北调即使每年调水能够达到一百亿吨,和老天爷的赏赐相比,只是九牛一毛,无济于事。

北方缺水是人为的,环境污染,水土破坏,至无水可用。因植被被破坏,天下雨的水无法截留,直接变成洪水奔流入海。治理之道当保护环境,恢复植被,让雨水被植物截留,渗入地下留存。再不济拦坝筑人工湖蓄水。不能让洪水白白流走。

北方煤炭开采摧毁自然资源,大量摧毁地下水资源,必须悬崖勒马,不能无止境挖煤了。必须显著减少煤炭开采量,留些给子孙,让土地休养生息。不足的煤炭资源可以进口。

城市用水,不能依赖过量开采地下水了。地下水无非来自地面,绝不能作为常态的水源供应,只能作为特殊情况下的应急水源。城市用水,应该另辟来源,大量地开发海水淡化。同时大规模提高水价,让居民懂得水的珍贵,也可鼓励民间投资开发海水淡化。

北方农村在长期缺水中,为求生存家家户户建造水窖。这是一个好办法。再干旱的地方都会有雨下。不能让雨水白白流,必须积起来慢慢用。但是,每家每户自行修建水窖,耗资太高,规模太小。必须通过扩大规模来减少成本。水窖无非围一圈墙把雨水积起来。围住的雨水量正比于围住面积,修建成本正比于围墙周长。因此周长长两倍,能围住面积就是四倍,就有四倍的水。应该一个村庄建一个打水窖足矣。一个城市建一个特大水窖,或者说是人工湖,也足矣。年降雨700毫米,如果能够留存500毫米,一平方公里就是五十万吨的水。一千平方公里就是五亿吨水。围成圆形,只需顺势修112公里的围墙即可。利用地形灌入地下。北京乃至整个华北的水危机,如此可以化解也。

 

 

全国政协常委王光谦回应网文针对南水北调疑问

2014-12-30 09:42:00 来源:人民政协报

 

 

[提要] 作为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南阳人,十多年来,从南水北调前期的工程论证,到最后全线正式输水,王光谦和南水北调结下了不解之缘,参加了30余次的调研活动,仅全国政协组织的便有十多次。

 

  全国政协常委、中科院院士王光谦回应网文针对南水北调疑问

 

  输水慢泥沙多易结冰不是问题

  近日,一篇题为《南水北调通水即失败》的文章在网上疯传,也让不少人开始对这项经过50年研究论证和12年建设的工程表示担忧。记者针对这些问题采访了全国政协常委、中科院院士、水利泥沙专家王光谦。

  输水慢?“南水北调渠首陶岔口海拔145米,北京取水口团城湖大概是45米,也就是说,南阳比北京高100米左右,所以南水从南阳到北京,只要输水管道通畅,水想不流都不可能,这是千古不变的“水往低处流”的大自然规律。而且流速是可以通过水量调节。”

  泥沙多?“长江水不同于黄河水,丹江口水库的水质很清,而且取水口很高,所以根本不会存在泥沙问题。”

  易结冰?“清华大学是南水北调工程的验证单位之一,所以十多年前,我们就认真研究过冰期输水问题。我们通过在结冰期加大水的流量的做法,让水位高一点,冰盖在上面,下面则有足够空间走水,所以冰期输水不是问题。

  同时,在北方也有不少冰期输水的成功案例。比如京密引水渠,这是一条位于北京市境内的引水渠,也是北京市最主要的供水线路,有“北京市民日常饮用的三杯水中,就有两杯是通过京密引水渠输送”的说法,但从来没有发生过因结冰而导致水输送不利的现象。”

  “上述问题其实是外行人说的外行话,都不值一驳,公众更应该关注长期的水环境保护,进而关心库区的经济社会绿色发展问题”。王光谦表示。

  作为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南阳人,十多年来,从南水北调前期的工程论证,到最后全线正式输水,王光谦和南水北调结下了不解之缘,参加了30余次的调研活动,仅全国政协组织的便有十多次。

  “在不同的时期,我所关注南水北调的重点也不一样。”王光谦告诉记者。

  在建设初期,王光谦所关注的是全线的输水能力问题;而在建设之中,他所关注的是水质问题,即能不能确保一江清水送北京。“现在看来,这些都不是问题。就在前两天的全国政协委员活动日上,我还在向同行的人炫耀:南水的水质可比北京的水好得多了。”

  随着南水正式进京,王光谦关注的目光也再次发生了变化。

  “就拿我的老家南阳来说,本身是个经济落后地区,GDP大概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3。为了确保水质,南阳很多工厂关停,为清水送北京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北京人民喝上甘甜的南水,我想除了感谢水源地人民所做的牺牲之外,能不能将北京先进的文化、技术、人才也通过这条‘千里长渠’输送给广大库区人民,和受水区实现共同发展。”

  王光谦为此还讲到了三峡。2011年,在三峡工程顺利完工之后,国务院批复了《三峡后续工作规划》,就库区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及库区地质灾害防治等6个方面做出了详细的规划。

 

  “目前应该借鉴三峡的经验, 建议在‘十三五’期间,启动《南水北调后续工作规划》,针对库区经济发展、水源地保护等方面,使库区经济尽快转型升级、实现绿色发展,使库区人民尽快富起来。”王光谦说

(来源:《人民政协报》,文章观点与总裁读书会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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