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ader photo

常识--五柳村科学自然与社会文化之页

高尔泰:从敦煌经变说起

March 5, 2015

2013年5月24日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讲演稿

高尔泰

女士们,先生们,很荣幸来这里讲演。谢谢贵馆邀请,谢谢大家来听。我离开敦煌,已经四十多年,那里有什么新发现新成果,无暇顾及。这次来,原本是想谈谈阅读 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些心得。按要求加上敦煌部分,时空跨度很大,只能把一些小点,连成一条细线,结合起来说说,就算是漫谈吧,请大家批评指教。

一百多年前,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了大批古代文书。根据纸质、墨迹、题记、内容等方面考证,是从东汉到西夏七百多年间的五万多件经卷。主要是手写本,少量是印刻本。除了佛教经卷,还有少量道教、苯教、祆教、景教、摩尼教……经卷。除了汉文,还有少量吐蕃、回鹘、于阗、龟兹、突厥……文字。除了经文,也夹杂着一些官方公文和契约借据之类私家文书。不仅艺术与宗教,举凡天文地理、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诸多方面的历史研究,都可以在其中找到有用的资料。为整理和研究这批敦煌遗书,形成了一门跨学科的学科——敦煌学。

佛经源出印度。初无笔录,只有如是我闻。佛陀圆寂几百年后,弟子们集会讨论,才开始有梵文写本。又几百年后,随教东渐,才开始有汉文译本。 汉文的译者,如后汉安世高、西晋竺法护、东晋鸠摩罗什等人,都是来自西域的高僧;国人如唐代玄奘,也曾西天取经。深得佛理。他们精通梵汉两文,又怀着敬畏之心,译经慎重其事,当能有之功。

则未必。原文博大精妙,古汉语能动多义,译文不免难懂。如般若,有智慧义,但不是一般智慧,无从译,只能音译。又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有无上正觉义,但高于无上正觉,无从译,只能音译。译文需要阐释,音译更离不开阐释。魏晋南北朝以来名士名僧之间的许多争辩,有心无心地,也带有争夺阐释权(包括老、庄的阐释权)的成份。

佛 陀是伟大的哲人。他的基于宇宙意识的空无论,和自渡渡人的无量悲悯,泽被众生。侭管释义纷繁,这一点没有疑问。但不识字和粗通文墨的善男信女,很难读懂, 只能由寺庙里讲经的和尚说了算。讲经的和尚,对佛经的理解深浅不同,但都力求讲得通俗易懂。用生动的口头语言,把本土和中原的民间传说、闾巷歌谣和志怪传 奇之类有趣的故事附会进去,即兴发挥,连说带唱,以吸引听众,叫作俗讲

俗讲的形式,有点儿像民间的说书。四川出土的东汉击鼓说书俑,生动传达了巴楚文化和中原文化,在宫廷倡优文化和民间市井文化中融汇的信息。我们可借以想象,当年和尚俗讲,如何把西域文化,本土文化和中原文化揉进佛经的情景。说唱者已成尘,只留下一个俑。讲经的和尚没有俑,但留下一些稿本。敦煌遗书中,有一种写本,叫变文,又叫经变,也就是俗讲的稿本。

这些稿本,用毛笔写在纸上,谨敬工整。字迹钉头鼠尾,写得好的,算得上是经体范本。就文章而言,大多语言粗糙,掺和着儒家意识和鬼神迷信,显然出自平凡陋儒。但是稿本出手,就被视同经典,信众通称宝卷,或者宣卷,可据以弘法,也可据以变像。变像又叫变相,是敦煌壁画中经变图的原来。

在 这些变文和变像之中,看不到作者独立的自我,只能看到佛、儒两家群体性庙堂文化的逐渐趋同。例如,在人民文学社出版的《敦煌变文集》八卷中,《伍子胥变 文》、《唐太宗入冥》之类原始佛经所无,占很大比重。其他如《报恩经》变文、《目连救母》变文,也渗入了许多汉儒忠孝节烈之类的公共伦理。又如,敦煌壁画 中二百五十多舖《净土变》,无不是中国皇宫凤阁龙楼、丝竹歌舞的场景——在所谓的极乐净土上,也只有一个人的自由

这 些变文,除历史价值、书法价值外,也有一定的文学史价值。清末民初胡适、刘半农提倡白话文,曾经很推崇它把书面语言变为口头语言的努力。鲁迅《中国小说史 略》,亦以之为宋人话本滥殇。宋人话本,不以传教为目的,主要是个人谋生手段,迎合听众趣味,仍然是一种公共写作。说书人可以有自己的行会,有编写话本的作坊,也有家传秘笈,可以有定点,也可以走四方。从陆游诗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可以想见一斑。

就在这一斑中,也透着汉儒传统。蔡邕之罪,叫奸臣。忠不忠君,是衡量是非善恶的标准。劳劳众生,咸与一同。这种奴隶的道德,作为集体无意识,充满在田夫农妇、引车卖浆者喜闻乐见的段子之中。后来流行的《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都不例外。刘皇叔才是正统,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梁山泊好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对于老百姓,抡起板斧排头砍去,或者丫鬟侍从一刀一个,不在话下。这样的价值观,贯穿在中国千百年来演义家不同的作品之中。

寺庙并不独立于社会。变文俗讲和原始经典之间的距离,首先是价值观的距离。这个距离,也是佛教世俗化的一个标志。但是专家们看佛经变文,一般都不过问价值取向,只着眼于文本体裁。王国维称之为通俗诗及通俗小说,郑振铎称之为俗文学。在文革前的敦煌文物研究所,变文、曲子词都被看成人民性文艺大众文艺。都没有涉及到,这种没有自我的群体性写作,在理论上应该怎样定位的问题。

这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一个文学是什么的问题。

文 学是什么?没有公认的说法。语义解构之后,更越弄越玄乎了。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它是一种表现。处理物质媒介的技巧,包括语言的技巧,都无非表现的手段。世 界上海量传世的文学作品中,许多过去的经典,现在仍是经典。它们的共同特征,除了作者思想的穿透力、情感的深刻性以外,就是语言和体裁的表现力和独创性 了。我想,单从经验事实出发,把这三性(思想性、表现性,和独创性)统一所构成的审美境界,以及审美境界中必然呈现出来的人文精神,作为文学价值的核心, 应该没有异议。

所谓人文精神,就是之所以为的精神。这里的所谓, 首先是指具体的、现实的、有生命和灵性的个体,而不是抽象的群体,如族类、国家、宗教、党派组织等等。后者是前者的工具,而不是相反。是不是以人为目的, 是不是把对人的自由权利的尊重,痛苦磨难的同情,罪错悔恨的救赎,看作做人的根本,取决于个体心灵的素质。有这种素质,就是有人文精神,人文精神及其表 现,从刹那间细微的感觉,到文明人类价值结构的终极审美,都离不开个人的存在。

因此我把文学的写作, 看作是一种存在的开放。说存在的开放就是美,也就是说个体的自由灵魂,是文学价值的要素。敦煌经变,作为宗教宣传,受制于寺庙的规定;宋人话本,作为谋生 手段,受制于听众的趣味。都是功利的、实用的,而不是自由的、表现性的。都是群体性封闭,而不是存在的开放。一句话,都缺乏文学的要素。1904年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只讲诗词,不提俗讲、小说。1918年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也只讲诗词,仅涉及小说几句。平心而论,这种备受诟病的史观,也有它一定的道理。

诗词是个体写作,能以精诚致魂魄,故能动人至深。中国古代诗词,至今万口相传。多有仅凭一首或几首诗流传千古的诗人,不是偶然。古小说则不。鲁迅钩沉,多觅自史官所录,序说惜此旧籍弥亦零落,又虑后此闲暇者尟,可谓荒冷。俗讲、话本属于后者,内无个人心灵,外无作者姓名。纵有文本出土,也只史家关注。小说戏剧在明、清之盛,得益于宋代以来逐渐与诗的融汇。关汉卿、曹雪芹这些人,本质上都是诗人。他们的宏构巨制,千红万艳,都有诗的结构、诗的境界。永垂不朽,不是偶然。

我以前讲美学,力求把文学艺术和催眠术娱乐术区 别开来。有纯粹的催眠术,有纯粹的娱乐术。也有二者的结合,寓教于乐。经变俗讲、宋人话本,以及后来领袖出思想作家出技巧的政治宣传品,主要属于前者。武 侠言情、猎奇誌异、以及织锦回文魔戒系列之类,主要属于后者。后者有后者的价值。比如休闲价值,比如经济价值,不必扬彼抑此。总之我要说的是,文学价值, 人文(或者说理想主义)精神,都只能植根于,对于当代现实、亦即广义政治的个体经验之上。

一 个甲子以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推行,大有把中国的文学艺术,都变成催眠术的势头。所幸还有地下写作,延续着文学的地脉。因为无法刊行,已难 为后人置信。前些时我的学生李亚东到四川一家地方法院,查阅了当年地下诗人蔡楚被判罪的刑事档案,证明了地下文学在当时的存在。那不是绝无仅有,那是那个 时代的光荣,也是八十年代略微解冻以后个体意识觉醒的先声。

七十年代末个体意识的觉醒,给中国文学再次带来了生机。从早期不那么成熟的伤痕、反思、改革等政治文学,到后期五彩缤纷的寻根、魔幻、荒诞等文化文学的发展,实际上也是不完美的甚至玩世不恭的普通个人,取代昔年公众榜样高大全英雄成为作品要角、小写的和单写的字,取代大写的和复数的人字,成为文学主体的过程。这是一种解放,也是一种进步。我曾为之欢欣鼓舞,在一篇鸟瞰文章的结尾,引用了四句宋诗:园花落尽路花开,红红白白各自谋,莫问早行奇绝处,四面八方野香来。

我 是按照在党和人民之间,究竟站在哪一边,来区分园花与野花的。这个界线,越往后越模糊。但是,只要有园子,就有园花。现在的园花,放弃了老一代作家们盲目 的信仰,代之以实用主义地与党共舞。与党共舞的写手,知道《延讲》已经过时,旧说已经式微。也知道上穷碧落(黄帝神农伏羲女娲),下及黄泉(祖宗三代穷乡 僻壤),把探索的触须,伸向四面八方。同时更知道,与强者保持一致,是自己的利益所在。上百作家抄写《延讲》的事,一点儿也不奇怪。一般来说,这不是信 仰,是计算。

计算利害,适应环境,避祸求吉,是人之常情,不能苛求。但是文学的写作,特别是文学的评论,避不开利害判断和价值判断之间人文精神的底线:承不承认人权——个人的尊严与自由高于一切,这不光是外在的尺度,也关乎文学的本质。

新潮作家,人才济济,各有特色。去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农民作家莫言,无疑是有趣的说书人,大俗大雅,才华横溢。他的抗战故事逸出了党史规范,也抛弃了高大全八股。以农民和土匪为主角 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虽充满暴力血腥,也不是毫无美感。比如他写一个无依无靠的老农,闲时爱拾个空酒瓶,用空瓶子在家门前砌了一堵短墙。几万只空瓶在风中发出的声响如同音乐。后来墙倒了,雨打风吹一地碎片,如同另一种音乐。有庄子万籁笙竽气象,很美。

这是莫言的高处。莫言的低处,是商用酷刑欣赏,加党版爱国主义。《红高粱》细写活剥人皮过程;《檀香刑》把火焰一寸一寸烧穿活人当做鲜味慢慢品尝;《蛙》中人物肉块一般被深挖深掏强拉强拽……高处和低处之间,是民俗、猎奇的盛大排挡,丰乳肥臀,热气腾腾。要说这是揭露丑恶,却又处处掺杂着爱国主义。那些王八蛋们在打家劫舍的同时,都不忘精忠报国。如所周知,八十年代以来,专制政权的文宣主题,已经由阶级斗争,转向了把党和国家混为一体。

莫 言聪明,和那些自以为是在游泳,而不自觉地被潮流带着走的作家不同,他很善于利用媒体,利用影视,自觉地游走于商业和政治、时代潮流和官方意识形态之间, 游刃有余。他知道如何在忠顺的政治价值和有限叛逆的市场价值之间保持平衡。分寸掌握精到,对自己有百利而无一害。这不是莫言一个人的问题,大体而言(当然 也有例外),这是当代中国作家群体的一个缩影。中国作家群体,大体而言(当然也有例外),又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一个缩影。

说有百利而无一害,也不尽然。害在作品的文学价值——人文精神的阙如。作为农民作家,说了那么多古代近代现代的农民故事,包括不少农民的苦难,却一个字也不曾提到,五十年代以来,中国农民的农奴身份。这一身份体验,起码也是,那个爱拾空酒瓶的老农,最最强烈深刻的人生体验吧?

农民的身份问题,1949年后,在中国是禁忌话题。直到1996年温铁军提出三农概念,2000年李昌平向朱镕基投诉,2003年陈桂棣吴春桃《中国农民调查》一书被禁,才引起公开讨论。那以后,二等公民二元经济三农问题城乡二元制等术语,出现在理论文章和官方文件中的次数,越来越多。被普遍认为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对政权的危害,比腐败还要严重。这样的问题,一个农民出身的农民作家,有可能不知道吗?!

莫言的问题,主要不是在于他说了什么,而是在于他没说什么。那个没说的东西,比他说了的重要,也比他说了的明显突出。据说作家群体,是社会肌体最敏感的部分。这么大这么严重并持久存在的问题,居然直到最后还是由非作家们提出,难道还不值得,引起人们的警省吗?

文学写作,是个体的事情。作家而沦入群体,这本身就是问题。下面的例子很小,但颇能说明问题。1988年 十一月,我参加了一个三十来人的作家会。会址苏州南园,早先是林彪的行宫。文化部长住林彪套房,往下中国作协正、副主席,省作协正、副主席都按等级分房。 非作协、无官职者,住原先服务人员的双人宿舍。我进去时,已有人在。谈话间有人来向他道歉,说安排错了,你是省作协副主席,应住某号。他给我说对不起这是 会议的安排,跟着走了。

等级制度在铸造了这样一个等级群体的同时,也铸造了一个与之相应的语义场。场中人呼吸那语义如同空气,那语义组成他们的感觉方式和思维方式如同细胞组成肉体。作家们除非返回个体自我,已难再提出什么制度或人生问题了。正如诗人邵燕祥在一首歌詠第五次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的诗中所说的:都是作家艺术家/ 出恭入敬静无哗/ 不愁百万成虚掷/ 安得金人似傻瓜/ 已验几回诗作谶/ 可知何日笔生花/ 掌声拍报平安夜/ 大会开得很好嘛。

最 后一句,是引用邓小平当时的原话。事实上这个模式,不仅是作家会议的,也是各种学术会议共同的模式,表明四十年来,本该作为社会脊梁承担道义责任、监督批 评权力的独立知识分子阶层,已经基本上不存在、或者不起作用了。那聪明到貌似傻瓜的一群,仅仅为了级别职称博导院士、防阴招毒招拼搏位置,都已经精疲力 竭,哪里还顾得上其他。当然也有例外。但从那时以来,商潮滚滚,官吏横行,例外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空间,都已经所剩无几。

一 切为了赚钱,写作也是。不讳言牟利,不在乎炒作,不推敲文本。以多产、快产、畅销、远销为务,十分普遍。还是以莫言为例,他很自豪一天写了多少字几天写了 一部长篇。语言粗糙结构松散的一大堆,交给编者或者译者处理,说稿子交给你,就是你的了,你怎么修改都可以。获奖后更公开表示,感谢译者的创造,把他的作品变成了世界文学。读到这些报导,我很惊讶: 一件被作者如此对待的作品,可以是他灵魂的表现、心血的结晶吗?可以是人文理想的崇高诉求吗?

当 然可以不是。是与不是,是一个只能从文学的角度提出的问题。在别的角度上,根本不必问。海咸河淡,鳞潜羽翔,没什么高低对错可言。就像张艺谋的一些大片, 不缺视觉效果。但是要论价值观和人文精神,那就没有妥协的余地。事实上,我今天讲的问题,是瑞典文学院提出来的。他们把理想主义最佳作品的标志加诸莫言,一风所麾,举世公认,引起了很大的价值错乱。

当 然也有一些质疑。但是任何质疑,都被指斥为,把文学政治化了。在当前非政治化的潮流中,这是颇为严重的指斥。有具体的、狭义的政治,有意义层面上的、广义 的政治。后者无处不在。不是吗:人文精神和犬儒主义,都有政治意义。包括这次授奖辞所表扬的、莫言作品的乡土风和魔幻现实主义。当年托尔斯泰未获此奖,事 后评委答复质疑的说法,是因托氏向往原始乡土的生活。那不也是,一种政治化吗?魔幻现实体验,更是广义的政治。在卡夫卡那里是存在的荒谬;在阎连科那里是毛式语言的魔咒力量;在韩秀那里是来自地狱的温馨……他们的魔幻之中,不也有无形的政治在吗?

莫言的政治,不仅在于他的作品避免触及社会制度的根本,不仅在于他是共产党员、作家协会副主席,更在于他一再宣称,抄写《延讲》没错,出版审查制度如同机场安检一样必要,甚至有人丑陋化妖魔化毛泽东是蚍蜉撼大树(只说有人,没说丑陋妖魔是不是丑陋妖魔,也还是没说的东西比说了的重要)。这不奇怪。即使党外作家如是说,也是饭碗甚至安全所系,可以理解。

但是理解,不等于认同。你可以批评他们犬儒奴才甚至鹰犬,可以说对罪恶保持沉默无异罪恶的同谋,可以说在大树和蚍蜉之间站在大树一边是可耻的,甚至也可以预言一旦形势改变,他们会来一个华丽的转身。但那是历史中的自然,是那种特殊国情历史地铸造出来的人格模式,也是那个如此荒谬残酷而又能历久常存的组织的基础。因此,你绝不可以说,他们的选择是非政治的选择。更不可以说,他们的作品写什么不写什么,和那个政治无关。

奇怪的是,完全在这个组织控制之外,以普世价值名义行事的瑞典文学院,却这么说了。一方面把得主和他的组织切割,强调文学与政治无关,只看作品质量水平,不问作者的政治立场;另一方面又把得主及其作品向诺贝尔遗嘱给定的、一向被阐释为普世价值的抽象标准、理想主义最佳作品附会过去,强调得主有批判专制政治的倾向。两个强调,都是曲解。两种曲解,互相矛盾。初看难以置信,再看言之凿凿——那是授奖辞里的白纸黑字。

世 界上大小奖项无数,比如乐透,比如六合彩,意义虚无、价值虚无。中奖靠运气,机会都均等。虽金额远大于诺奖,谁得之都没有异议。又比如奥运金牌,诺贝尔科 学奖,或者某些民间独立的理想主义奖项,标准明确肯定,毫厘之差可辨。纵有黑哨禁药不实数据,容易发现也不难解决,公平自在其中,权威也自在其中。这次的 问题在于,一个以普世价值为标准的、权威大得有引领潮流之势的奖项,给了一个反对普世价值的得主。这无论对文学,还是对社会思潮,不能不说是一种误导。

当然,中国的误导,不自诺奖始。华盛本大学肯尼迪教授告诉我,他的学生到中国做交流,看到幼儿园里的孩子们画画,太阳必须是红色的,天必须是蓝色的、草必须是绿色的,感到非常惊讶。我告诉他这是中国特色,但不是唯一的颜色,也存在着想象另一种语言的努力。北大附中林芳华老师给孩子们开了一门诗歌选修课,激活童心中的诗心。诗人王家新把她的这种努力,称之为素质教育因为诗歌才是对心灵的开启,是对人的内在素质的提升。但在现实教育制度下面,诗心童趣恐怕只能短暂存在,为了考试升学,孩子们不得不被一步步纳入体制的规范。

接受铸造,进入模式,不光是中国儿童的,也是成人们共同的命运。我担心诺文学奖带来的价值错乱,会使得这种命运更加难以逆转。现在爱国者、追星族跟风附和、捧场背书的声势浩大,有人重提恩格斯关于创作方法和世界观矛盾的言论,说反动作家可以写出进步作品;有人说肖斯塔科维奇歌颂斯大林无损于他的音乐,庞德拥护墨索里尼无损于他的诗歌,海德格尔支持希特勒无损于他的哲学……以致你若想认真对待,就不得不回到那低于历史的起点,等于被夹持,拉下水去。

有人为得主不批评政府辩护,说他有不说话的自由,有保护自己的权利。听起来好像是,指责你站着说话不腰痛,不在乎别人的安危。有人相反地把这位忠诚党员说成异议作家,有强烈的批判意识,以尖锐的笔触书写了当今社会矛盾和当代历史的创伤经验。听起来好像是,在抱怨中宣部没有尽到机场安检的责任,中组部没有尽到干部鉴定的责任。有人用普世价值衡量,说莫言不配得奖。听起来好像是,无条件认可瑞典文学院封圣的资格,在指出他们的失职之处……

多 元世界文学,是无量自由心声。以各种语言、各种形式,分布全球无数角落,可以同时有无数尖端。无论是个人、基金会、学术团体、国家政府或者国际机构,没有 一个行为主体,能够全部掌握。瑞典文学院,同样不能。回顾以往,不少得奖者早已销声匿迹。当其时而未得奖者,如托尔斯泰、易卜生、哈代、左拉、卡夫卡、契 科夫、普鲁斯特、布莱希特、纳博科夫,乔伊斯……等等,至今都是,世界文学中不可企及的孤峰。 如果说,过去的失误只是文学判断失误,那么现在价值错乱,受损的就不仅是文学了。

网 路时代云革命带来的虚拟自由,丝毫也不能缓和现实中奴役与自由的真实冲突。全球各地此起彼伏的恐怖袭击,和绵延不断的战争烽火,不管表面上有多少错综复 杂、文化与宗教的背景,或者所谓的特殊国情,归根结底,都无不是自由与奴役的冲突。当此际一种具有国际权威的理想主义奖项,不支持自由精神,却去鼓励相反 的力量,能不令人失望?!

我相信,这不是瑞典皇家学院的初衷。如果他们能意识到自己的限度,取消文学奖项,只做力所能及的事情,那将是世界文学之幸。

如果他们不能,我希望这次事件所造成的震撼,有助于恢复绝大多数人的平常心,消解极少数人的诺情结,转而去创造真正的价值。

话语权再大,大不过时间的考验。想当年经变俗讲,何等神圣。万人空巷,如听梵音。最终还是佛陀的归佛陀,寺庙的归寺庙,说唱的归说唱。历史大浪淘沙,我们相信未来。

(本文收于高先生新书《草色连云》曾载《纵览中国》

Go Back

Comment